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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转折点:公元70年

公元70年夏天,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围攻已近尾声。城里没有食物,罗马人即将攻破城墙。罗马军团在他们的将军韦斯帕芗的率领下,已经平定了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残余的叛军龟缩在耶路撒冷。叛军不许任何人离城,迫使民众抵抗到底。

一则《塔木德》传说告诉我们,希勒尔学派的法利赛领袖约哈南·本·扎凯想出一个离开耶路撒冷的计策,以便与罗马人谈判。他假装生病,随后他的门徒放出消息说他死了。他们把他放进棺材,抬到城门外。在城门口,叛军守卫怀疑其中有诈,想用长矛刺穿棺材。门徒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要让罗马人说,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自己老师的遗体吗?”守卫便放他们出城。

约哈南到达罗马军营后,来到韦斯帕芗的帐篷,对他说:“向您致敬,皇帝!”韦斯帕芗回答说:“我不是王,你为什么称我为王?如果我是王,你以前为什么不来见我?”约哈南回答:“您是王,我以前不来,是因为叛军不放我走。”就在这时,一名信使进入帐篷,宣布皇帝已死,罗马公民已推选韦斯帕芗继位。

韦斯帕芗对约哈南说:“我要去罗马了,我的儿子提图斯将接替我的位置。既然你是第一个称我为‘皇帝’的人,你可以许一个愿望,我会满足你。”约哈南回答:“请把亚夫内镇交给我,并饶过贤哲们和希勒尔的后裔(犹太公会的世袭首领)的性命。”韦斯帕芗答应了这一请求。

实际上,约哈南并不需要先知式的洞察力就能知道韦斯帕芗会成为皇帝。这位将军的代理人在罗马已经活动了一段时间,为他谋取皇位。韦斯帕芗也不是一时兴起才授权约哈南治理犹太人。罗马人知道,约哈南和他的圈子——希勒尔学派的法利赛人——反对反抗罗马,而且他们在民众中拥有足够的权威,能够恢复犹地亚的秩序。

战争结束后不久,约哈南·本·扎凯在耶路撒冷以西沿海平原上的亚夫内村建立了一个新的犹太公会。约哈南此时拥有“拉班”这一尊称,意为“师尊”,犹太公会的成员则被称为拉比。纳西(族长、首领),即犹太公会的主席,被授予对犹地亚犹太人的近乎王权的权力。新的犹太公会着手承担重建犹太民族与犹太教的任务,此前那场起义已造成可怕的毁灭。

传说约哈南·本·扎凯是希勒尔门徒中最年轻的一位。这很可疑,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纪;不过约哈南确实是希勒尔之家的领袖学者。希勒尔派主导了约哈南召集的新犹太公会。犹太教的其他派别和宗派已经消失,或在起义中失去了权力基础。未来的犹太教,即拉比犹太教,是公元70年之后犹太公会中的希勒尔派法利赛人创造出来的。

犹太公会面临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重建犹太教。世界上每一种宗教都有用于献祭的圣殿,以及主持圣殿事务的祭司阶层。没有献祭就没有宗教。犹太人此前也曾失去过一次圣殿,那是在几百年前,但当时犹太人甘愿等待,直到能够重建。这一次,考虑到罗马帝国的强大及其不让圣殿重建的决心,犹太人要么消失,要么发展出一种不依赖献祭的宗教。公元70年的犹太人本来很容易断定,犹太教随着圣殿的毁灭而终结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约哈南·本·扎凯和亚夫内诸拉比的天才。

拉比们对降临在犹太人身上的那场大灾难,无疑和任何人一样满怀悲痛。但对他们来说,圣殿的毁灭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件好事。这使他们得以把法利赛人的习俗和教义推广为全体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法利赛人早已发展出一套使圣殿变得不必要的生活方式。他们一直像祭司那样生活。他们在各处遵守祭司的洁净律法,把圣殿区域的圣洁扩展到整个世界。如今圣殿已不复存在,犹太人仍可以像人人都是祭司那样继续生活,并且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认出上帝的神圣临在。

献祭曾是获得罪得赦免的途径,也是与上帝相交的途径。拉比们教导说,同样的目标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到。遵行诫命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把上帝的恩典带给民众。悔改带来上帝的赦免。餐桌上的礼仪和祈祷的礼拜,是献给上帝的祭品,与从前献祭的燔祭一样蒙上帝喜悦。

《塔木德》告诉我们,有一次约哈南·本·扎凯和他的弟子拉比约书亚走过耶路撒冷的废墟。约书亚看到圣殿的废墟,就呼喊说:“我们有祸了!它被毁了,那以色列人在其中为罪得赎的地方!”约哈南·本·扎凯回答他说:“我的孩子,不要为此悲伤!我们有一种与那献祭同等的赎罪方式。那是什么?就是慈爱之举,正如经上所记:‘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何6:6)。

托拉说,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在上帝救赎他们出埃及之前献上逾越节的羔羊。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在羔羊被宰杀的四天前就把它分别出来。为什么这是必要的?拉比们教导说,上帝吩咐取来羔羊,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有诫命可遵行。履行这条诫命的功德使以色列人配得从埃及得赎。[1]要点在于:为以色列赢得救赎的是遵行上帝的诫命,而不是献祭。这就是拉比们的信息;遵守托拉才是献给上帝的真正祭品,它使献祭成为不必要。

圣殿毁灭之后,出现了一些教派,他们以严厉的克己来哀悼这场灾难。他们戒绝一切欢乐的活动,戒绝肉和酒,戒绝婚姻。拉比们裁定,如此极端的悲伤表达并不恰当。他们规定,犹太人应当继续在生活和对上帝的侍奉中寻求欢乐,只在每个欢乐的场合做一个小的象征性举动,以示对圣殿的怀念。拉比们希望犹太人对生活和未来采取积极的态度。这对犹太民族的延续是必要的。

拉比们确立了一条教义:圣殿有朝一日会重建,但只有在上帝定下时辰的时候。拉比们把祈求恢复圣殿的祷文收入了礼仪,但他们并没有为鼓励重建工程做任何事。4世纪曾有过一次重建圣殿的尝试,但不了了之。拉比们裁定,在弥赛亚前来恢复圣殿之前,托拉中一切涉及圣殿和献祭的律法都暂停施行。拉比们还规定,犹太人不再需要缴纳祭司的份例和什一税。这意味着,自古以来作为犹太人世袭领袖的祭司,从此必须像任何非祭司一样以寻常方式谋生。祭司的身份被降为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荣誉。

圣殿在犹太人的意识中仍然重要,它是弥赛亚时代复兴的象征。但是,过了几代人之后,献祭的礼拜在犹太人的宗教意识中已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性。如果今天的犹太人有机会真正重建圣殿,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会愿意这样做。一些中世纪犹太哲学家教导说,上帝从未想要一座圣殿;它只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为的是慢慢让以色列人摆脱异教献祭的习俗。大多数现代犹太人持这样的态度:圣殿恰好在犹太宗教的发展已使它变得多余的时候消失了。古代的拉比们不会公开这样说,但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或许也抱有这种态度。

约哈南·本·扎凯确立了这样一点:犹太公会在亚夫内的权威,绝不逊于圣殿及其领袖从前的权威。犹太公会建立几年之后,犹太新年正逢安息日。犹太新年逢安息日时不吹羊角号,但在圣殿区域内是要吹的。(与圣殿礼拜相关的活动,本来在安息日是被禁止的,此时却获准进行。)约哈南授予自己在亚夫内吹羊角号的权利,犹太公会就在那里集会。他这样做,便确立了犹太公会拥有从前圣殿祭司所拥有的同等权威。[2]拉比们既然赋予自己这种权威,也就赋予了自己重组犹太教的权利。这对于发展出将在犹太人的遵行中取代献祭的习俗是必要的。假如拉比们对权威的态度更为保守,犹太教就会沦为一种没有圣殿的圣殿宗教。然而事实相反,拉比们从未怀疑:他们在自己的创新做法中,正是在展开托拉自西奈山启示以来就固有的含义。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并不是在创新或发动革命,而是在把上帝植入托拉、要他们去揭示的信息阐明出来。拉比们相信,他们的权威来自上帝。

直到公元70年,节日的庆祝活动都以圣殿为中心。圣日的圣洁,体现在祭司在这些日子献上的额外祭品中。凡力所能及的人都会前往耶路撒冷献上祭品,并观看祭司举行仪式。拉比们改变了节日的习俗和意义。节日的农业层面被淡化,因为农人献上的节庆祭品已经中止。节日之所以更加重要,更多是因为它们与犹太历史相关联,而不是因为它们与自然节律有关。亚夫内的拉比们还强调节日象征上帝与人类之间持续关系的方式。用一个现代术语来说,人们可以说拉比们使节日灵性化了。

哈斯蒙尼家族曾设立各种民族节日,以庆祝独立的犹大历史上重要的事件。拉比们把这些节日全都从神圣历法中删去,只保留了光明节。他们修改了光明节的含义,强调上帝的奇迹,而不是犹太战士的勇敢。拉比对民族节日的态度,可能与他们对罗马统治的态度有关。拉比们教导人们耐心等待上帝的拯救。他们教导说,犹太人必须接受外邦民族的统治,直到上帝选择派遣弥赛亚。马加比家族的榜样与这一教义相抵触。

拉比们发展出新的习俗来取代节日的祭品。庆祝活动转移到了家中和会堂。在逾越节,犹太人如今会在家里举行逾越节家宴。在住棚节,他们会在自家院子里搭建一座收获用的棚屋。犹太人不再献上特别的祭品,而是在节日里到当地的会堂献上特别的祈祷。

对现代犹太人来说,亚夫内和马萨达成了两个有力而互相对比的象征,代表着犹太人在一个尚未获得救赎的世界中如何回应。约的应许尚未实现。犹太人仍然生活在更强大民族的统治之下,这些民族有时迫害他们,甚至杀害他们。马萨达象征着犹太人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决心。马萨达代表这样一种观念:在一个尚未获得救赎的世界里,犹太人有时必须拿起武器自卫,尽管战争违背犹太人的沙洛姆理想。以色列军队在马萨达山顶为新兵举行入伍仪式。士兵们宣誓:“马萨达不会再陷落。”如有必要,他们将用生命捍卫犹太人的独立和自决。

亚夫内代表一种顺应与调适的道路。亚夫内代表一种有意识的退让:让犹太人退出世界事件的舞台,以便把犹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超历史的事件上,即犹太民族和世界的救赎。从亚夫内的视角看,历史性的行动无法带来最终的救赎。犹太人必须专心遵守上帝的诫命,以赢得上帝的恩典,这恩典将使上帝实现对以色列的应许。在那之前,犹太人必须温顺地服从外邦民族的统治,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从亚夫内的视角看,犹太人只需要那种能让他们不受干扰地按托拉生活的独立。

显而易见,公元70年以后,亚夫内的拉比们保住了犹太教,而马萨达的起义者却失败了。在一些现代犹太人看来,这显示了亚夫内视角的永恒智慧。另一些现代犹太人则不再愿意接受亚夫内所要求的妥协。大屠杀表明,顺应可能不再是应对压迫的充分方式。对这些犹太人来说,马萨达的视角本身并无问题,唯一的问题在于它未能把所有犹太人团结到争取犹太独立的事业中。

马萨达还是亚夫内——或者还有第三种选择,一个象征犹太人尚未探索过的另一种行动的符号?当现代犹太人思考犹太民族与整个世界的恰当关系时,这个问题就摆在他或她面前。

从约哈南到犹太族长犹大的拉比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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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哈南·本·扎凯开创的事业,由他的继任者拉班迦玛列二世继续推进。在拉班迦玛列治下,犹太律法、礼拜和习俗的新格局牢固地确立起来。迦玛列的犹太公会中最伟大的学者是拉比阿基瓦。阿基瓦年轻时是巴比伦一个目不识丁的牧羊人。他娶了拉结,也就是他所受雇的那位富有地主的女儿。拉结看出了阿基瓦的潜质,鼓励他研习托拉。传说阿基瓦坐在一年级教室里,挨着儿子一起学字母。他进步很快,不久便被公认为最伟大的拉比学者。他收了许多门徒。拉比阿基瓦奉行一种非常自由开放的托拉解释方式,允许通过解释“和”“但”这类连词来推衍新的律法。就连按传统写在托拉抄本某些字母上方的装饰符号,也可以成为解释的对象。由于出身卑微,阿基瓦深知拉比律法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他在解释托拉时也顾及这一点。

罗马帝国在图拉真和哈德良两位皇帝统治下达到荣耀的顶峰,他们当政于2世纪。罗马政府对犹太臣民的宗教需求鲜少理会。有一次,拉比阿基瓦率领一个拉比代表团前往罗马,为犹太人的冤屈寻求缓解,却一无所获。哈德良把犹太人的“反叛”视为由,下令禁止托拉的教导与践行。于是犹地亚的犹太人联合起来公开反叛。拉比阿基瓦认可了反叛的军事领袖西门·巴尔·科赫巴的弥赛亚宣称。这场反叛从132年持续到135年。巴尔·科赫巴的军队退守到最后的据点贝塔,那是耶路撒冷以西的一座要塞。罗马人攻破要塞,屠杀了数量骇人的犹太人,多达五十万。反叛期间,拉比阿基瓦和他的许多拉比同道被捕,在罗马竞技场上被折磨至死。拉比按立的传承几乎中断,但仍有几位拉比在反叛中幸存。反叛五年之后,罗马人恢复了族长职和犹太公会。由于犹大已彻底荒废,犹太公会和拉比学院这时在加利利聚会。犹太公会最终定居于加利利海边的提比里亚城,直到4世纪解散为止。

拉比犹大·哈纳西(约135—220年)是历代族长中最有权势的一位。他与罗马政府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传说他是皇帝安东尼努斯·庇乌斯的密友。拉比犹大拥有巨额私产。他深受民众爱戴。他对犹地亚的犹太人拥有绝对权威。他除头衔之外实际上就是一位君王,当时的拉比都得听命于他。他的律法裁决在他那个时代具有绝对效力,并经由口传托拉的文献成为永久的律法。在拉比的律法文献中,犹太族长犹大只被称为“拉比”,无须任何其他说明。

犹大将口传托拉的很大一部分编成了一部书面的百科全书。拉比传统坚持口传托拉必须与成文托拉保持区别。口传托拉不能写下来,只能记诵。随着口传托拉逐年增多,一些拉比养成了做书面笔记的习惯,以帮助自己记住全部律法。他们仍旧口头教授,但在备课时会参考这些笔记来讲给门徒听。这些书面笔记被称为密释纳(mishnah),源自希伯来语中“教导”一词的动词。犹大利用从拉比阿基瓦传下来的一套笔记和其他书面材料,再加上自己广博的拉比学识,编成了一部书面的密释纳集。拉比犹大的这部百科全书被称为《密释纳》,日益获得认可。不过几代人的工夫,它就被公认为口传托拉的根本文本。后来的拉比依赖它,并感到有义务依照在《密释纳》中所见的内容来裁断律法问题;与之相悖的传统则被舍弃。口传托拉的继续发展便围绕着对《密释纳》的解释而展开。

基督教与拉比犹太教在同一时期成长发展。尽管基督教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它仍与拉比犹太教共享一部经典,即《塔纳赫》。基督徒与拉比都相信自己拥有正确解释这部经典的传统。拉比把自己的解释称为口传托拉。基督徒把自己的解释称为《新约》。《密释纳》与《新约》大约在同一时期被写定并纳入正典。拉比声称,没有口传托拉,人就无法理解《塔纳赫》,也不知道如何按它生活。基督徒对《新约》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基督教神学传统把犹太教视为《旧约》的宗教,把基督教视为《新约》的宗教。这一传统使许多基督徒通过比较《塔纳赫》与《新约》来比较基督教与犹太教。这种比较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忽略了犹太教内部在《塔纳赫》正典定型与《新约》写作之间的数百年间对《塔纳赫》所作的大量解释传统。要恰当地比较基督教与犹太教,需要把《新约》与《密释纳》及其他早期拉比文献相比较。

例如,人们常听到一种对比:一边是《新约》关于仁慈的信息,另一边是《旧约》“以眼还眼”的律法。要使这一比较有意义,我们必须追问拉比如何解释这条《旧约》律法,也必须追问拉比关于仁慈与宽恕的教导。我们会发现,拉比律法明确指出,“以眼还眼”不能按字面理解。既然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也就没有两只眼睛是一样的。如果一个独眼人戳瞎了一个双眼人的眼睛,那又该如何?对这条经典律法的解释是:法庭必须对行凶者处以罚金,为受害者所受的痛苦、医疗费用以及时间和收入的损失提供公正的金钱赔偿。我们还会发现,拉比教导宽恕的价值;事实上,他们教导说,迅速宽恕是一种道德义务。“以眼还眼”意味着法庭必须施行公正。受到伤害的人则被鼓励去宽恕,去爱他的仇敌。

犹太教与基督教都植根于《塔纳赫》,基督徒称之为《旧约》。它们还共享一批在托拉正典化[3]之后的头几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经典解释。早期基督徒发展了经典传统的某些方面,把它们与其他宗教观念混合,形成了基督教。经典传统的另一些方面则被吸收进拉比犹太教。经典传统中的许多教导为这两个宗教群体所共有。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犹太人与基督徒对弥赛亚的理解完全不同,他们在哪些经文应当作弥赛亚式解读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共同遗产的一个方面。

犹太族长犹大派他的两名学生拉夫和撒母耳前往巴比伦建立拉比学院。犹大或许预见到,罗马帝国不会一直像他那个时代那样宽容犹太教。巴比伦的学院位于罗马势力之外,万一加利利的大学院关闭,它们可以确保拉比教导延续下去。学院建立在巴比伦的苏拉和内哈底亚两座城镇。内哈底亚的学院后来迁往普姆贝迪塔。每所学院的院长被称为“加昂”(gaon)。

巴比伦的犹太人在帕提亚统治者的治下享有相对的自由。3世纪萨珊人从帕提亚人手中接管政权时,曾短暂试图向臣民传播自己的宗教,但很快又回到前任的宽容政策。巴比伦的犹太人掌管自己的事务。流放者领袖(exilarch)是巴比伦犹太人的王。他向统治者负责,所有犹太人都归他管辖。他们缴纳税款,遵守法律,并到犹太人管理机构的法庭诉讼。从学院出来的拉比被任命为犹太社群的管理者和法官。加昂们(gaonim,复数)的权力与权威日益增长,于是两所学院和流放者领袖的法庭成为巴比伦犹太人三个几乎同等的领导来源。

4世纪罗马帝国正式皈依基督教后,犹太人遭到严酷迫害。犹太公会被解散,加利利的学院被关闭。巴比伦逐渐成为犹太教的世界中心。加昂职位的权威超出巴比伦,延伸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社群。此后许多个世纪里,处于优势地位的学院的加昂被公认为各地犹太人的最高宗教权威。加昂职位与罗马陷落后在欧洲和北非形成的中世纪社群中的犹太人保持联系。加昂们鼓励各地的犹太人遵从他们在巴比伦学院中发展出来的拉比教导。随着中世纪开始,巴比伦拉比的教导成为全世界犹太人律法与践行的标准。

口传托拉的发展过程延续了数百年。每一代拉比都要面对新的处境,而这些处境需要对托拉作出新的解释。拉比解经的过程此时已牢固确立。人们普遍接受,拉比是依据一条可上溯至摩西的传统链条来发展托拉律法的。

公元4世纪,加利利的托拉学院被政府关闭。当时的拉比学者力图保存《密释纳》成书以来两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拉比教导。拉比们大概利用了学院的记录,也利用了自己记诵的知识,匆忙编成了一部书面文本。他们在《密释纳》每一段之后,记录下大致以该段《密释纳》主题为依据的讨论与律法意见。这批新写成的材料被称为革马拉(gemarra),该词出自亚兰语,意为“学习”或“研习”。《密释纳》连同其革马拉合称《塔木德》。这部《塔木德》有几种不同的名称:耶路撒冷塔木德[4]、巴勒斯坦塔木德,或《以色列地塔木德》。

拉比解经的过程在巴比伦的学院中继续进行。公元5世纪,在一段迫害时期,巴比伦的拉比力图记录并保存他们的律法以及对《密释纳》的解释。一部革马拉在巴比伦编成,材料来自苏拉(Sura)与蓬贝迪塔(Pumbeditha)两所学院的记录。迫害结束后,一批拉比编辑了革马拉的文本并使之完成。《密释纳》连同巴比伦的革马拉,被称为《巴比伦塔木德》。

《巴比伦塔木德》成为标准本《塔木德》;不加限定的“塔木德”一词总是指《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更受青睐,有若干原因。它的篇幅远比《以色列地塔木德》宏大,几乎有后者的十倍。它也是一部远为流畅易解的文献,因为其成书过程更为渐进,经受的编辑也更多。加昂们的势力帮助《巴比伦塔木德》传播到其他地区。《巴比伦塔木德》所预设的,是散居地中犹太人在外族统治下享有相对自治的处境。既然以色列地以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处于这种处境,它便比《以色列地塔木德》更切合他们的生活。由于这些原因,《巴比伦塔木德》更受青睐。

《巴比伦塔木德》约于公元500年成书。它很快成为拉比研习的主要对象。《塔木德》被接受为口传托拉的最终而完整的汇编,是圣典的完成。塔木德成书之后,研习塔木德以及如何解释它,便成了拉比教育的核心。直到近代的开端,全部犹太生活都建立在《塔木德》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