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

就在理性哲学在西班牙犹太人中蓬勃发展的同时，另一个宗教思想流派正在悄然发展。一些神秘主义者的团体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与犹太传统中的要素以及他们自己的独创思想结合起来。其成果便是卡巴拉——一种神秘的学说，从西班牙流亡时期直至现代的开端，它一直是犹太宗教思想中的主导形态之一。

我们可以把神秘主义定义为关于形而上学世界的科学。自然科学家试图以数学般的精确来描述自然世界的事物、它们的形态与相互关系。神秘主义者则试图以同样的精确去理解超自然世界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神秘主义者试图界定诸天的各个层级——灵性世界，以及天使，即栖居于灵性领域的存在物。神秘主义者试图描述上帝存在的构造。

我们还可以把神秘主义定义为个人试图与上帝建立亲密接触的努力。神秘主义者研究超自然诸领域，是为了学会如何攀升穿越这些领域，以便直接与上帝相遇。随后，神秘主义者又降回物质世界，把他在与上帝相遇中获得的理解一同带回。

神秘主义者的宗教经验必然是孤独的、个人性的。他必须独自进入灵性领域，又独自从中返回。尽管如此，神秘主义往往兴起于深深扎根于建制宗教的修行者圈子之中。神秘主义者的灵性旅程之所以获得意义，是因为它由某一宗教的主要议题与关切来解释，同时也有助于解释这些议题与关切。

拉比神秘主义

我们通常把《塔木德》时期的贤哲看作律法主义者，认为他们通过研究和发展宗教律法来表达自己的宗教信念；但许多最伟大的律法学家同时也是实践神秘主义的人。我们并不了解拉比神秘主义的全部细节，只知道神秘思辨大体分为两个领域。马阿塞·贝雷希特（ma’asey bereshit），即“创世之工”，是对受造宇宙的精神状态及其与造物主之关系的神秘研究。马阿塞·梅卡瓦（ma’asey merkavah），即“战车之工”，是对诸重天的性质以及居于最高天之上帝宝座的神秘研究。流传至今的战车神秘主义文本残篇为数众多，其中详尽描述了居于每一重天的各类天使，以及他们在神圣崇拜中承担的任务。战车神秘主义以圣经《以西结书》第1章为依据，先知在这一章描述了他所见的神圣宝座异象。有些战车文本描述了摩西“升天”领受托拉。这与成文托拉中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成文托拉强调摩西并未升上天界，而是留在山顶，上帝则使诸天向地面低垂，前来与摩西相会。战车神秘主义者显然容许了某些被圣经作者视为危及一神教的概念。到了拉比时代，犹太教已不再有被其他宗教吞没的危险，人们也不担心犹太人会把摩西神化或崇拜天使。因此，有学问的人这时便允许自己作这类思辨。一种丰富而具体的天使学由此发展起来。梅塔特隆是天使之王，是天庭中的宰相。天使长加百列是犹太人的守护天使。其他各民族也各有自己的守护天使，这些天使被误认为神而受到崇拜。还有许多天使被命名，并在天界的官僚体系中分派了各种职司。

人们认为，神秘思辨对那些尚未掌握犹太传统学问中非神秘部分的人是危险的。教师不得像教授哈拉卡和米德拉什那样公开教授神秘主义，只能秘密地一次教一个门徒，而且只有在他确信该门徒能够承受神秘主义的力量时才可传授。这种保密做法，加上不愿把危险且近乎异端的思辨形诸文字，是我们对拉比神秘主义所知有限的一个原因。

《塔木德》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四人走进了园子。（一人）进去后死了。（一人）进去后疯了。（一人）砍断了嫩枝。^[1]只有拉比阿基瓦平安地进去，又平安地出来。”这个故事最常见的解释是，它指的是拉比神秘主义的修习及其伴随的危险。一个人若在犹太教的实践上根基不足，心智又不够成熟稳定，就可能因从事神秘主义而死、发疯或失去信仰。后来逐渐形成一条规定：在开始研习神秘主义之前，必须至少年满四十岁、已婚，并且精通哈拉卡、在哈拉卡实践上训练有素。

卡巴拉与《光辉之书》

中世纪西班牙的犹太人中间兴起了一种新的神秘主义。这一神秘主义流派被称为卡巴拉，意为“接受的传统”。这个名称或者表示极度的谦逊，或者是有意的误导，因为卡巴拉其实一点也不传统。它对犹太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根本性的解释。卡巴拉的修行者在一切外在形式上仍像传统犹太人一样生活，但他们对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其理解与先前拉比犹太教的实践者截然不同。

卡巴拉起源于12世纪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和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的赫罗纳城是早期卡巴拉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中心。与较早的犹太神秘主义流派以及一般的神秘主义运动一样，卡巴拉是一种精英事业。它仅限于若干由入门者组成的小圈子，这些人彼此传授。最早的卡巴拉主义者也写书，但这些书流传不广，对未入门于卡巴拉教义的人也不会有多大意义。

约1280年，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的犹太人摩西·德莱昂写成了一部新的卡巴拉著作。此书题为《光辉之书》，书名意为“光辉之书”。《光辉之书》是一部伪托之作——它自称出自2世纪重要拉比西缅·巴尔·约海之手。该书以亚兰语写成，有意模仿塔木德时期犹太教的语言。《光辉之书》是对托拉的神秘注释，说明应当如何从卡巴拉秘密的、“最真实”的含义来理解托拉。

值得注意的是，《光辉之书》成了一部广受欢迎的书。研读它的犹太人圈子日益扩大，远远超出入门者的范围。此书流传于整个犹太世界，无论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是塞法拉德犹太人中间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光辉之书》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追随者，尤其是在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后。最终，它被视为启示托拉的第三部必备文本，与成文圣经和《塔木德》并列。20世纪50年代初，也门的犹太人走出山区，被送往以色列；他们不得不匆匆离开家园。许多人随身只带了一部家传的《光辉之书》。

《光辉之书》的重要性一直保持到现代。现代主义犹太人憎恶神秘主义，视之为一种中世纪遗风，认为它阻碍犹太人进入现代社会、享受现代社会的种种益处。19世纪近代早期的犹太教史学家贬低卡巴拉和《光辉之书》的重要性。他们把卡巴拉描绘成对“真正的”犹太教的偏离，一种只与少数默默无闻的修行团体有关的怪异现象。学者格肖姆·肖勒姆在其开创性研究中向现代世界揭示，卡巴拉在数百年间实际上是犹太教的核心教义。多亏肖勒姆及其后继者，现代世界不仅重新认识到卡巴拉对犹太教的重要性，也重新认识到其信息的深度。在许多圈子里，卡巴拉被公认为人类灵性史上的重要运动。^[2]

质点教义

卡巴拉学者教导说，上帝通过流溢的过程创造了世界。起初，上帝存在于一种完全超越、无限的一体之中——即艾因索夫（Ein Sof），也就是“无限的无”，即神格。随后，上帝使一系列流溢从艾因索夫中流出，其数为十。第一个流溢称为凯特（Keter），即“王冠”。从凯特流出下一个流溢，如此依次而下。最后的流溢是马尔胡特（Malkhut），即“王权”。马尔胡特等同于拉比概念中的舍金纳，即上帝在受造宇宙中内住的存在。艾因索夫代表的是彻底超越、不可知的上帝，而马尔胡特则象征宗教中那位有位格、可认知的上帝。

这十种流溢称为质点（sefirot，单数为sefirah）。质点并非受造物；流溢的过程完全发生在上帝的存在之内。只有在流溢过程完成之后，受造的宇宙才得以存在，它是在较低的存在层次上，对上帝存在内部所发生之事的映照。在后期卡巴拉中，受造世界有四个层次——贝里亚（beriah）、耶齐拉（yetzirah）、阿齐拉（atzilah）、阿西亚（assiyah）——分别对应人类存在中的精神、理智、情感与物质层次。

这十个质点有时被描绘成同心圆，有时被描绘成一棵树，即“生命树”，有中央的树干和向左右伸展的枝条。右侧代表对上帝的爱与上帝的仁慈。左侧代表严格的审判与对上帝的敬畏。左侧之所以代表恶，是因为恶被定义为未经仁慈调和的审判。质点的中央柱代表对立面的调和。所有较高的质点都汇聚于第九个质点耶索德（Yesod），即“根基”，它是受造世界的源头。

在创世的过程中，神光从艾因索夫中的一点流入质点。光变成词语，词语又变成事物，即受造宇宙的物质与形式。这些词语就是托拉。因此，托拉是创世的形式与范型，而创世则映照着上帝在质点中的内在生命的形式与范型。在受造世界中，托拉穿上尘世的衣裳，以律法和故事的面貌出现。懂得按神秘方式解释托拉的卡巴拉学者，能够穿透尘世的衣裳，看见天上的托拉。卡巴拉学者教导说：“整部托拉就是上帝的名。”知道一物的名，就是知道它的本质。因此，理解托拉神秘含义的人，也就理解了上帝的本质，其程度达到人类所能认知的最高限度。托拉中的每一个词，对卡巴拉学者来说，都成为某个质点的又一个象征性称谓。对于理解这些象征的人，托拉的故事揭示了质点在神圣领域中的相互作用。在卡巴拉学者手中，托拉不再只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且成了上帝自身的启示。

卡巴拉中的宗教张力

卡巴拉的学说在许多方面都危险地接近于异端。质点之说似乎容许神性内部存在多重性，与犹太教的一神论形成对照。卡巴拉学者意识到这一危险，并且悖谬地坚称：所有质点都是上帝终极一体性的显现，而这种一体性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未受损害。

卡巴拉关于善与恶的学说，与古代诺斯替主义二元论的宗教极为相似。古代拉比曾与诺斯替主义的影响进行过长久的斗争。在卡巴拉中，诺斯替主义的许多学说被重新创造出来，并在犹太教内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接纳。拉比们坚持认为上帝完全是善的，卡巴拉学者却相信恶植根于上帝自身的存在之中，植根于“审判”这个质点之中。卡巴拉学者采纳了诺斯替主义的观念：物质本身是恶的，而善与最终的救赎要在精神领域中寻求。

卡巴拉主义也接近泛神论这一异端，即相信万物皆是上帝。有些卡巴拉学者坚持在神性领域与受造领域之间保持绝对的分别。对另一些人来说，受造世界是上帝的又一次流溢，因而是上帝的一部分。若果真如此，那么每个人自身之内都含有神性。

卡巴拉对托拉的观念中，蕴含着反叛神圣诫命之约束的种子。卡巴拉学者教导说，在天上的托拉中没有“应当”与“不得”；在那部托拉中，字母重新排列，构成一则爱与自由的信息，不受审判和对上帝的敬畏的限制。也有起平衡作用的其他倾向，使许多卡巴拉学者成为犹太律法最严格的遵行者。尽管如此，卡巴拉的反律法（反对律法）倾向仍然在17世纪的一场神秘主义弥赛亚运动中爆发出来，我们将会看到。

如果卡巴拉的践行者听任自己趋向诺斯替主义、泛神论和反律法主义，那么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许就会失去与历史上的犹太教的联系。但许多卡巴拉学者意识到，他们的学说与拉比犹太教的一神论之间，以及与犹太哲学中更为纯粹的一神论之间，都存在张力。卡巴拉学者竭力留在犹太教的圈内，始终坚称在最后一步上，上帝的完全一体性得到了确认。^[3]卡巴拉主义内部的自相矛盾与悖论，使它更加难以理解，但毫无疑问，这些矛盾与悖论也赋予了卡巴拉以深度、吸引力和精神力量。

卢里亚卡巴拉

在西班牙驱逐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卡巴拉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卡巴拉学者专注于理解创世与启示的过程。他们通过神秘主义的上升与回归万有之源，追求一种私人的、个人的启示。自从被逐出西班牙，流亡者的苦难变得如此深重，以至于他们寻求并渴望迅速的救赎。卡巴拉学者此时试图构想一种神秘的过程，借此加速以色列的最终救赎。^[4]这种新形式的卡巴拉围绕着拉比以撒·卢里亚（1534—1572）这一人物逐渐成形。他被称为“阿什肯纳兹的拉比以撒”，常以其首字母缩写“阿里”（Ari）见称，该词在希伯来语中意为“狮子”。他是一群卡巴拉学者的核心人物与老师，这群人聚集在以色列地北部加利利地区的采法特城（萨法德）。在西班牙驱逐之后的数十年里，这个圈子成为流亡的西班牙犹太人的一块磁石，他们热衷于研习卡巴拉，追求圣洁的苦修生活。这些神秘主义者之所以选择采法特城，是因为从那里可以望见梅龙山的美景；梅龙山是拉比西缅·巴尔·约海传说中的葬地，而此人被认为是《光辉之书》的作者。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些卡巴拉学者聚集在他们古老的故土上，却要在这里哀叹以色列的流亡——由于被逐出他们深爱的西班牙，他们对这种流亡的感受格外痛切。当时以色列地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该帝国欢迎许多西班牙流亡者。

以撒·卢里亚短暂的一生成了一个传奇。据说先知以利亚曾亲身显现，在他行割礼时抱着他。据说他通晓一切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的语言；他常常与鸟儿、与无形的精灵交谈，也与古代那些圣洁拉比的灵魂交谈，这些拉比的名字已经与卡巴拉文献联系在一起。阿里本人从未写过一本书，但他的教导由他的追随者保存下来并广为传播，尤其是哈伊姆·维塔尔。

采法特的卡巴拉学者把一生奉献给研习、沉思与修行。他们认为祈祷在灵性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们发展出一套在祈祷中运用意念的体系。在他们的体系中，这个词不再具有拉比传统中“专注与意向”的含义。此时它指的是引导自己的祈祷的能力，使祈祷能够实现加速最终救赎的神秘目的。安息日前夕，采法特的卡巴拉学者会身穿白衣，走到城边去迎接并陪伴安息日。他们把安息日想象成一位新娘，并将她与第十个质点舍金纳联系在一起。安息日的安宁为质点世界带来和谐，其象征是舍金纳与她的丈夫、第九个质点耶索德（Yesod）的结合。这一神秘婚姻在颂歌《莱哈·多迪》（Lekha Dodi）中得到象征性的庆祝，这首歌正是为迎接安息日女王的仪式而作。迎接安息日（Kabbalat Shabbat）的仪式被加入每个社群的犹太礼仪。这是对传统祈祷秩序的最后一项重大增补。卡巴拉学者为犹太教带回了神性的女性意象，这种意象在圣经时代曾被清除，因为当时需要消除男神与女神的概念。以撒·卢里亚的追随者还创造了新的仪式与习俗，为树木新年和拉格·巴奥默节这两个小节日增添活力，并重新振兴了当时已奄奄一息的七七节庆祝活动。他们是无所畏惧的宗教创新者。

卢里亚派的创世观

创世之前，上帝就是存在的全部。当一切都充满了上帝的存在时，世界怎么会有容身之处？创世的第一步是齐姆楚姆（tzimtzum），即“收缩”。上帝收缩自身的存在，以便留出一处没有上帝临在的空间。创世始于一片虚空，即上帝的缺席。

创世的下一步是质点的流溢，与标准卡巴拉教义所说的一样。每个质点依次离永恒者更远、更粗糙、灵性更少。在质点之下创造了诸天界。这一过程以物质宇宙的创造告终，而物质宇宙处于离神格最远的地方。

上帝的意图是用神圣临在之光照满受造界。上帝将圣光射入最高的质点，光从那里流入下一个质点，如此依次向下。然后，一场灾难降临了！那些较低的质点虽然粗糙，却无法容纳纯粹的神性之光。它们如同被注入热水的冷玻璃杯一般，碎裂了。这被称为舍维拉特·哈凯利姆（shevirat ha-kelim），即“器皿的破碎”。通道被切断，神光再也无法在上帝与上帝的造物之间自由流动。神圣的火花被困在邪恶的凯利波特（kelipot）之中，那是物质存在的“壳”。

由于器皿的破碎，上帝与自己所造的世界分离了。最低的质点舍金纳被困在受造的宇宙之中，无法与上方的质点相连。米德拉什说：“上帝使舍金纳（临在）随以色列一同流亡。”拉比们作为上帝共情之象征而说的这句话，在卢里亚卡巴拉中成了字面意义上的现实。以色列在下界世界中的流亡，是上界诸世界中所发生之事的一种必然映照。上帝流亡于自身之外。只有当上帝的流亡终结时，以色列的流亡才可能结束。

卢里亚卡巴拉中的救赎

自创世以来，上帝一直忙于修复质点之间的通道，把被囚禁在壳中的神圣火花释放出来。这一过程称为提昆奥拉姆（tikun olam），即“对宇宙的修复”。上帝无法独力完成这一任务。提昆需要来自下方的帮助。人类的任务是让容器恢复完整。这一任务主要落在以色列人身上；在以色列人当中，又主要落在那些精通卡巴拉的人身上。

在托拉中恰当地遵行诫命，就是提昆之道。犹太人每以恰当的方式遵行一条诫命，火花便从壳中释放出来，神圣之光的通道便得到修复。犹太人每违犯一条诫命，通道便受阻，并进一步破碎。每一条诫命在使宇宙恢复完整这件事上都有自己的功能，因此每一条诫命都同样重要。神圣的火花被困在物质事物之中，但当我们用这些物质事物来遵行诫命时，就释放了它们所承载的火花。例如，一个人可以坐在一张桌子旁研习托拉，从而释放那张桌子里的神圣火花。这种释放火花的学说为与物质世界打交道提供了依据，从而抵消了卡巴拉中的诺斯替倾向。^[5]提昆的学说为道德生活和礼仪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新依据。人依照托拉而生活，不仅为自己的灵魂积攒功德，也造福于人类、宇宙，乃至上帝——上帝在提昆这件事上有赖于人。提昆最有效的施行者是卡巴拉学者，他知晓每一条诫命的奥秘，掌握着开启其救赎力量的钥匙。

提昆的学说让受苦的犹太人大有力量之感。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无力反抗那些迫害他们、把他们从一个流亡地驱赶到另一个流亡地的民族。然而，犹太人手中握有唯一真正算数的力量——救赎世界的力量。就连那些迫害犹太人的民族，其自身的救赎也有赖于犹太人，尽管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流亡

如今，流亡不再仅仅被视为犹太人的政治处境。流亡既不是历史的偶然所致，也不是像拉比神学所教导的那样，源于以色列的罪。流亡乃是宇宙当下的存在状态。上帝流亡于上帝自身之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生活中有那么多地方痛苦地缺失上帝。宇宙处于流亡状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界充满不和谐，一切生灵的生活都是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挣扎。各民族彼此流亡，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总是相互交战。人与人彼此流亡，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中有社会的不义。以色列的流亡只是流亡的一种表现；由于上帝自身的流亡，流亡在存在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显现出来。提昆奥拉姆将从问题的根源入手，一举解决所有这些难题。以色列的救赎就是宇宙的救赎，就是让神圣之光重新流入世界。上帝将再度完整，如同创世之前那样。

恢复之后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将比创世之前的宇宙更为完美——那时的宇宙充满了上帝的存在。上帝创造宇宙，是为了从自身之中清除一粒恶，可以说，就是一点不受约束的审判。在提昆的宇宙中，审判将被紧紧锁在慈悲的掌控之中，恶因此被消灭。

卢里亚卡巴拉中的人类

亚当包含了全人类的灵魂。假如亚当在伊甸园中顺从了上帝的命令，提昆奥拉姆的过程本会立刻完成。亚当的罪引发了容器的一次新的破碎，比创世之时的破碎更为严重。亚当的灵魂源自神圣之光，也相应地破碎了。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亚当灵魂中的一点火花。在提昆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灵魂归还到亚当灵魂的统一之中。在弥赛亚的时代，全人类将真正合为一体。

质点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之中，是上帝存在之内质点的复制。这就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含义。舍金纳的流亡映现在以色列的流亡之中，也同样映现在一个人从自身真正存在中流亡出去这件事上。现代社会心理学家所称的“异化”心态，卡巴拉学者称之为人的灵魂之内的“流亡”。现代的社会批评家哀叹个人与自己的工作、与社会、与他人之间真实关系的异化。提昆的过程在宇宙中、在上帝的存在中创造完整，也同样在人的灵魂中创造完整。

卢里亚卡巴拉的影响

卢里亚卡巴拉用同一套象征，同时在宇宙与精神层面、社会政治层面以及个体心理层面对人说话。它回应了16世纪犹太人在上述每一层面所面临的一切紧迫问题。这套最初为一批精英苦修神秘主义者确立的学说，很快越出采法特和以色列地的边界，传到其他犹太社群。尽管卡巴拉是在塞法拉德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波兰庞大的阿什肯纳兹社群却同样为之着迷。无疑，大多数犹太人并不理解这套秘传学说的细节，也没有得到过神秘异象，但卢里亚卡巴拉以通俗的形式抓住了几乎全世界犹太人的想象力。

在犹太人遭受迫害、许多人受诱惑而屈服于洗礼的时代，卡巴拉为继续做犹太人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理由。卡巴拉给了犹太人新的理由去遵守犹太律法，直至最细微的细节；这种遵行的精神力量就是提昆奥拉姆（tikun olam）的力量，即带来宇宙救赎的力量。因此，卢里亚卡巴拉启发了犹太律法最后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法典，这并不令人意外。采法特的弟子中就有富有异象体验的神秘主义者约瑟·卡罗（1488—1575）。卡罗声称，自己著作的灵感与信息得自天使长加百列。

卡罗为拉比亚设·本·耶希埃尔的法典《四类》（Arbah Turim）写了一部博学的注疏。在另一卷书中，卡罗发表了他所有的律法结论。这卷书题为《摆好的餐桌》，书名意即“摆好的餐桌”。这个书名是一种邀请，请犹太人入席就餐——研读这本书，以简单的方式，无须拉比的辩证推演，学会一个犹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遵守上帝的律法。

卡罗的著作曾遭到许多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权威性得到了承认。拉比摩西·伊塞莱斯为《摆好的餐桌》写了一部阿什肯纳兹注疏，名为《桌布》，意即“桌布”。这部注疏指出了阿什肯纳兹人在遵行方式上的许多差异，使《摆好的餐桌》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能派上用场。当现代时期开始，许多犹太人反叛以拉比律法界定犹太教的做法时，传统主义者作出的回应是把《摆好的餐桌》抬举为界定谁是犹太人、犹太人该做什么的最终标准。这部法典至今仍为现代正统派犹太人所广泛使用。新的拉比答问按照《摆好的餐桌》中相关律法所在的章节来编排。

沙巴泰·茨维：神秘的弥赛亚

17世纪中叶的犹太人已经为一场新的弥赛亚运动做好了准备。由于卢里亚卡巴拉的传播，他们正沉浸于激烈的弥赛亚思辨之中。当时主要的犹太人群体正遭受可怕的迫害，这使犹太人更加期待：他们正生活在“末日”的邪恶时代，上帝不久就要差遣弥赛亚把他们从苦难中救赎出来。塞法拉德犹太人凭借历史的后见之明，正逐渐认识到自己被逐出西班牙这一悲剧的全部程度。集中在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则在哥萨克人反抗波兰人的战争中被屠杀。弥赛亚思辨围绕着1666年的到来，许多犹太人以及许多基督徒都相信，那将是天启之年。

沙巴泰·茨维（1626—1676）于1665年出现，自称是众人期盼已久的弥赛亚。他通过阐发卡巴拉的学说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沙巴泰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先知和宣传家——加沙的纳坦，后者使他的名字闻名于整个犹太世界。每一代都有人觊觎弥赛亚的宝座。有些人在某个地方一度赢得追随者。沙巴泰·茨维所赢得的追随者，比自巴尔·科赫巴反抗罗马以来任何一位弥赛亚宣称者都更广泛、更虔诚。来自整个犹太世界的犹太人，包括许多博学的拉比，都宣布沙巴泰·茨维是真正的弥赛亚。来自欧洲各地和土耳其帝国的犹太人抛弃了工作与家产，准备跟随沙巴泰·茨维前往圣地。

沙巴泰·茨维生于土耳其的士每拿，出身商人家庭。年轻时，他作为《塔木德》学生显示出天才。后来他转向卡巴拉研究，并开始从事种种古怪的神秘修行。他的弥赛亚主张和常常违背犹太律法的怪异行径，导致他被逐出土每拿。他由此开始了一段漂泊时期，其间遇到了加沙的纳坦，后者鼓励他提出弥赛亚主张。尽管许多拉比反对，各地犹太人还是逐渐相信了沙巴泰。不久，那些反对他的拉比由于害怕民众的情绪，竟不敢公开表态。

1666年夏，沙巴泰·茨维宣布他正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要把土耳其苏丹头上的头巾打落，并在以色列地重建犹太人的主权。苏丹下令逮捕沙巴泰·茨维。1666年9月，苏丹把这位弥赛亚宣称者带到面前，让他选择：要么被砍头，要么改宗伊斯兰教并终身领取政府津贴。沙巴泰·茨维选择了改宗。

他的追随者被这一变故击垮了。犹太人重新陷入绝望，而希望的落空使这绝望更加深重。有些犹太人仍然相信沙巴泰·茨维。这些人组成了类似教派的团体。波兰的雅各·弗兰克聚集了一批人，从事骇人听闻的修行，把卡巴拉中“托拉将在弥赛亚时代被颠倒”的观念推向反常的极端。1760年前后，许多弗兰克派改宗基督教，但仍相信沙巴泰·茨维，并秘密奉行他们那套奇怪的宗教。

沙巴泰·茨维的大多数追随者阴沉地接受了他们受骗这一事实。在波兰南部，犹太人的卡巴拉弥赛亚希望被哈西德运动汇聚起来并重新引导。哈西德主义从沙巴泰主义的灰烬中兴起，成为犹太教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