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国

以色列地的犹太人

纵观全部历史，以色列地只存在过三个享有主权的政府，而这三个都是犹太人的政府。第一个犹太国家始于约书亚率领下对迦南的征服，时在约公元前1200年。以色列各支派在扫罗王治下联合为一个王国，扫罗之后是大卫王，再之后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死后，王国一分为二：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大。以色列被亚述人征服，其领袖于公元前622年前后被掳流亡。北方王国的人民被称为“失落的十支派”，从此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犹大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毁灭。那一年，巴比伦人烧毁了圣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把领袖和许多民众掳往巴比伦。

巴比伦之囚为时不长。约七十年后，波斯人征服巴比伦，恢复犹大王国，使之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第二个犹大王国一直延续到公元70年，先后处于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其间在希腊人与罗马人之间曾有一段短暂的完全独立时期。罗马人称这个国家为犹地亚。公元70年罗马人镇压犹太人的起义之后，取消了犹地亚作为罗马帝国行省的地位，将其并入叙利亚行省。罗马人给犹地亚（即以色列地）改名，以古代非利士人之名称之为巴勒斯坦，决心抹去犹太人在自己土地上独立的那段记忆。除了巴尔·科赫巴起义期间（公元132—135年）的短暂时期之外，犹太人直到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建立，才再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主权。

在第二次流亡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一直祈祷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重新自治。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主要期望，是他会把犹太人带回故土，在自由与独立中统治他们。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以色列地的疆域内没有兴起任何别的国家。巴勒斯坦作为被征服的属地，由一连串帝国从外部统治——罗马、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十字军、马穆鲁克等等。从14世纪直到1918年，巴勒斯坦一直是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该帝国的首都在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属地。

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说罗马人把犹太人全部逐出以色列地，直到19世纪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那里才又有犹太人居住。事实并非如此。从1世纪到中世纪，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口缓慢减少。迫害以及漠不关心的统治者对经济的破坏，是人口减少的原因。但总有一些犹太人留在这片土地上。在那几百年间，耶路撒冷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期没有犹太人，那是在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杀光城中每一个犹太人的时候。那场屠杀之后不过几十年，便有新的犹太人到来，在这座犹太教圣城重新建立了犹太社群。

每一代都有犹太朝圣者前来以色列地定居。许多人因这片土地极度贫困、生活危险而灰心离去。流窜的强盗和腐败的帝国政客使生活艰难而危险。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者，他们终日研习，靠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施舍为生。16世纪，有钱有势的多娜·格拉西亚·纳西曾试图在加利利建立一个犹太农业垦殖区，但她的计划落空了。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依旧贫穷、受压迫、人数稀少。犹太人回归故土的愿望仍是一种被动的希望，通过信仰与祈祷而非行动来表达。

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

19世纪，一些犹太人开始呼吁让犹太人重返以色列地。他们拒绝这样一种观念：犹太人必须等待弥赛亚到来，上帝才会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他们认为，阻止犹太人恢复完整民族地位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惰性。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名字取自“锡安”——耶路撒冷城的一个诗意名称。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的现代民族解放运动。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现代世界中一种特定的做犹太人的方式。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现代犹太教应当是一种宗教的观念。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宗教在现代世界已不相干。他们相信，犹太人首先是一个民族。犹太人不应作为犹太教的信徒去寻求被现代民族国家接纳，而应努力恢复自己作为世界各民族中一个民族的地位。在德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宗教性的犹太教成为现代犹太教的主导形态。在东欧，由于那里是多民族帝国，犹太复国主义是对犹太现代主义者最有吸引力的运动。

从19世纪中叶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几条战线上推进。思想战线：把犹太教重新解释为一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并争取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政治战线：争取土耳其和欧洲各国的支持，使它们赞成并允许犹太人重返锡安。财政战线：筹集资金，用于购买和开发土地。最重要的是犹太人实际移居巴勒斯坦，意在建设这片土地，恢复犹太民族的存在，使之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一股创造力量。

最早的定居点

摩西·蒙特菲奥里爵士是一位富有的英国犹太人，他在19世纪50年代游历了以色列地。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赤贫状况令他不安，于是蒙特菲奥里兴建了一处住宅区，还建了一座风车，让犹太人能靠磨面为生。这是该城城墙之外建起的第一处住宅。^[1]当犹太人因害怕强盗而不愿住进他开发的住宅区时，蒙特菲奥里甚至出钱请人住进他的房子。

第一处犹太农业定居点是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为“希望之光”），建于1878年。欧洲富有的犹太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了这一项目以及其他早期的农业定居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以色列地建立了现代酿酒业。犹太农业定居点在这片土地上遍地兴起。

犹太人在1909年创建了特拉维夫城。当时阿拉伯人不允许犹太定居者住在沿海城市雅法，犹太人便沿着海滩向上走了一英里，在沙地上搭起帐篷，开始建造自己的城市。如今特拉维夫及其郊区有近两百万人口。

就在同一年，第一座基布兹——德加尼亚基布兹——在基内雷特湖（加利利海）岸边建立。基布兹是一种集体农场。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地劳动，并平等分享收益。他们没有私有财产。成员们在公共食堂吃饭。他们的孩子住在单独的住房里，由整个基布兹集体抚养。基布兹通过镇民大会进行管理，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履行日常领导职能。正如边疆拓荒者逐渐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基布兹也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理想主义的象征。今天以色列仍然有基布兹，尽管它们已对现代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作了重大调整。如今很少有基布兹还保持着昔日那种对体力劳动、农业和全部资源完全共享的普遍承诺。

到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时，以色列地已有60万犹太人。建国初年的大规模移民使这一数字迅速上升到约三百万。如今以色列有六百万人口，其中五百万是犹太人，几乎占全世界犹太人口的一半。

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赫斯、斯莫伦斯金和平斯克

摩西·赫斯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曾是卡尔·马克思的老师，也是马克思的朋友。赫斯与马克思因民族主义问题而分道扬镳。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期待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切民族边界与民族认同都归于消失。赫斯注意到，德国社会主义者心中自有一种关于“无民族性的人”的设想，而这个人酷似一位德国社会主义者。赫斯看出，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者指望所有其他民族都放弃自己的认同、变得和他们一样，以此实现一切民族之间的统一。

赫斯倾向于另一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同时保留其独特的认同与文化制度。他希望犹太民族能够恢复主权，并带领万邦走向一个完善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19世纪中叶，许多民族在多年帝国统治之后重获主权。在19世纪50年代，意大利在数百年间被分割为由其他欧洲列强统治的城邦之后重新统一。意大利的统一使赫斯希望犹太人也能成就类似的事业，以现代政治手段复兴他们古老的民族。1862年，赫斯出版了他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在书中他建议犹太人效法意大利人的榜样。他勾勒出自己关于新犹太国家的构想：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赫斯提出，如果犹太人向“革命之母”法国游说，法国便会支持这一计划，并运用自己的力量使之最终实现。

佩雷茨·斯莫伦斯金是东欧希伯来语哈斯卡拉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创办了《哈沙哈尔》（1868—1885），这是最早的一份希伯来语期刊。斯莫伦斯金在杂志和著作中阐述了他对犹太民族未来的思考。他认为，犹太启蒙运动应当导向独特的犹太文化认同的复兴，而不是同化于西欧文化。他相信，要做到这一点，犹太民族必须复兴自己的语言——希伯来语；必须用现代主义的精神重新激发传统宗教的活力；必须返回自己的土地，即以色列地。所有这些因素必须汇聚起来，才能为犹太民族带来一场现代的复兴。

在斯莫伦斯金生活的时代，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在俄国颇为流行。泛斯拉夫主义者主张，斯拉夫各民族必须在语言上联合起来，归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沙皇政府之下。斯莫伦斯金则倡导一种泛犹太主义：人民、土地、宗教、文化与语言合为一体，每一要素都在与其他一切要素的关联中获得自身的完善。

利奥·平斯克是一位俄国犹太医生，也是哈斯卡拉的支持者。1881年席卷俄国的排犹暴动对他影响极深。针对这些事件，平斯克写下了《自我解放》一书，书中指出，犹太人若以为启蒙运动会使欧洲各国解放他们的犹太人，那是可悲的误解。平斯克追随当时那种教导“人性存于血液之中”的伪科学，写道：欧洲各民族在遗传上就倾向于反犹主义。除了犹太人不复存在，没有什么能治好他们这种反犹主义的病症。犹太人唯一的希望是自我解放：离开欧洲，建立自己的国家。在那里，犹太人将自由地享受启蒙运动的成果，摆脱反犹主义的重负。平斯克写道，当犹太人成为一个与其他民族平起平坐的民族时，他们就能赢得那种作为寄居于欧洲各民族宽容之下的群体永远无法赢得的尊重。

平斯克提议犹太人制定一项切实的行动纲领，以促成他们新的国家。他们必须有领袖，必须筹集资金，必须教育犹太人民认清这一目标。平斯克相信，实现犹太民族地位的恢复需要数代人的时间，也许要几百年，但这项事业应当立即着手。他并不认为犹太国家必须建在以色列地。在他看来，任何土地都可以，只要犹太人能前往那里逃避反犹主义。平斯克并不是唯一提出在以色列地之外建立犹太国家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但这些其他方案很快就被放弃了。关心犹太建国的犹太人大多数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虔诚，哪怕是以现代世俗的形式。他们不只是想逃离欧洲、获得自由；他们要的是以世俗的方式实现弥赛亚式的理想——犹太人重返应许之地。

埃利泽·本-耶胡达与希伯来语的复兴

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复兴犹太民族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用同一个词“鲁阿赫”（ruah）来同时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他们声称，犹太文化之所以水平低下，是因为犹太人沾染了“流亡心态”，这种心态耗尽了他们的全部自尊。犹太文化里充满了杂质，这些杂质或是与其他地方的文化混杂而积累下来的，或是由犹太人低下的社会地位滋生的。净化犹太文化的最好办法，是回归纯粹的犹太语言——希伯来语。犹太复国主义者排斥意第绪语，视其为不纯的文化与流亡心态的象征。他们致力于复兴希伯来语，使之成为犹太文化的载体。这场复兴是分若干步骤实现的。

从古代晚期起，希伯来语就是“拉雄哈科德什”（lashon hakodesh），即“圣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本国通行的语言。他们只在宗教场合使用希伯来语。^[2]

复兴希伯来语的第一步，是用这种语言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希伯来语被当作一种临时的权宜手段，直到犹太人熟悉现代欧洲语言为止——启蒙运动的哲学与文学正存在于这些语言之中。

下一步是尝试把希伯来语发展成诗歌与纯文学的语言。这是对“圣语”观念的世俗化。希伯来语将成为世俗犹太文化的高级文化语言，而在日常使用中，人们仍继续讲各自通行的语言。

埃利泽·本-耶胡达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他认为，只有拥有共同的语言，以色列地的犹太人才能联合成一个真正的民族。他相信这种语言应当是希伯来语，并努力使其重新成为犹太人共同的口头语言。

本-耶胡达开始编纂一部现代希伯来语词典。他不得不为报纸、飞机、盐瓶以及无数在神圣希伯来文著作中没有名称的物品发明新词。1923年他去世时，已出版了几卷词典，其余各卷仍在编写之中。

埃利泽·本-耶胡达的长子伊塔马尔，是古代以来第一个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人。他的童年十分孤独，因为父母只让他听见希伯来语。当时没有别的孩子能和他说话。到伊塔马尔去世时，全世界已有三百万讲希伯来语的人，其中一半以希伯来语为母语。埃利泽·本-耶胡达的梦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变成了现实。在现代以色列，希伯来语不仅用于日常会话，还是所有科目的教学语言，无论该科目多么专业、科学上多么先进。希伯来语是唯一一种成功复活的死语言。^[3]建国以来移居以色列的移民，都要接受六个月的希伯来语强化教学。每一个以色列人，不论其民族出身，都能用这种独特的犹太语言与任何其他以色列人交流。

A.D.戈登与劳动宗教

希伯来语中移居以色列地的说法是“阿利亚”，意为“上行”。犹太移民一批批地来到以色列地。第一次浪潮，即第一次阿利亚，发生在1881年前后。第二次阿利亚在1903年前后，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第一批领导人的大多数年轻人。在构成第二次阿利亚的所有年轻犹太理想主义者当中，有一位年长的人成了这些定居者的精神之父。此人就是A.D.戈登，他深受列夫·托尔斯泰农业乌托邦主义的影响。他认为，重返土地耕作是使犹太民族重获生机的最好途径。戈登认为，犹太人集中于城市、从事中产阶级职业，是压迫造成的结果，并使犹太人困守于流亡心态之中。戈登教导说，从事农耕、修复土地的艰苦劳动是一种精神活动，是犹太人所能做出的最高精神行为。这种通过农耕与土地开发实现民族新生的学说，被称为“劳动宗教”。它成为基布兹（kibbutz）以及整个犹太复国主义拓荒运动的社会伦理。

到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经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发生冲突。许多阿拉伯人担心大批犹太人涌入这片土地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与犹太人作战，并试图阻遏犹太人前来。阿拉伯人希望推翻土耳其人，恢复伊斯兰教最初一个世纪时曾经存在于中东的统一阿拉伯民族。他们不希望在泛阿拉伯民族的中部出现一个犹太国家。

关于谁有权拥有这片土地——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的争斗在当时爆发，并一直延续至今。戈登不接受基于上帝应许的宗教论据、基于过往事实的历史论据，以及基于国际协定的政治论据。戈登教导说，土地属于那些以耕作来表明对其热爱的人。以色列地曾因滥伐森林、过度放牧和无人照管而饱受摧残。结果土地失去了肥力，大片区域不是沙漠就是沼泽。戈登教导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必须共同开发这片土地，恢复其美丽与肥沃。在此过程中，他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团结。他们将共同拥有这片土地，和平共处。戈登的理想主义在犹太复国主义拓荒者中激起了对和平与更美好未来的希望。遗憾的是，愿意与犹太人并肩劳作的阿拉伯人寥寥无几。犹太人只得独自实施他们的土地开发计划。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成功。沼泽被排干，变成农田。森林被栽种起来。多亏了这些工作，这片土地如今能养活的人口远多于一个世纪以前。今天以色列拥有不那么依赖农业的技术型经济，而沼泽正出于生态原因被重新营造。覆盖这片土地的松林正被更适合当地半干旱气候的本土树木所取代。尽管如此，现代以色列的美丽与丰饶，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归功于“哈卢齐姆”（halutzim）——建设这片土地的拓荒者——的劳作。

戈登鼓励犹太定居者反对物质主义，看重艰苦劳动对灵魂的益处，而不是它带来的物质收益。这种理想主义激励早期几代哈卢齐姆为国家利益辛勤工作、作出牺牲。如今以色列更加安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已提高，但许多以色列人仍然把早年那种为了建设国家而牺牲一切舒适的日子理想化。

西奥多·赫茨尔——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年）是维也纳一位已同化的犹太报纸记者。1891年，赫茨尔受报社指派，前往法国报道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事件所暴露出的欧洲反犹主义的强大力量，令他深感震惊。赫茨尔最大的愿望是融入欧洲文化。此时在他看来，欧洲各国永远不会允许他或任何其他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中获得完整的一席之地。

赫茨尔断定，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他对犹太事务极为生疏，甚至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许多犹太人提出过这样的方案。赫茨尔仅凭自己的想法，回家写了一本书《犹太国》，在书中概述了他的主张。

赫茨尔在著作中对反犹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力量表现出近乎先知式的洞察。赫茨尔说，犹太人曾相信启蒙运动将终结反犹主义。犹太人曾相信，随着自己变得越来越像邻居，他们就会被邻居所接纳。赫茨尔说，事实上，启蒙运动恰恰是反犹主义的成因。反犹分子或许能容忍一个独来独往的隔离区犹太人，却无法忍受一个穿着打扮与他相同、在歌剧院里坐在他身旁的犹太人。赫茨尔说，反犹主义深陷于重重矛盾之中，犹太人永远无法靠自己的行动将其克服。犹太人同时受到指责：既被指责为资本家，又被指责为共产党人；既被指责太富有，又被指责太贫穷；既被指责控制经济，又被指责拖累经济。对于反犹主义，犹太人无能为力，只能迁往自己的国家以逃避它。在那里，他们将可以自由地作为现代人生活。

赫茨尔不是犹太知识分子，却是一位伟大的宣传家。通过写作和奔走，赫茨尔成功地把复兴犹太国家这一想法，植入了犹太人以及欧洲各国领袖的头脑。他设法与欧洲各国元首会面，希望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赢得他们的支持。

赫茨尔是筹组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的主要推动者，该大会于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大会汇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主义领袖。代表们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便在大会闭会期间继续开展工作。在后来的某次大会上，又设立了 Jewish National Fund，用于购买和开发土地以供犹太人定居。这些组织为犹太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结构性的基础。

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赫茨尔在演讲中宣称，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他说：“只要你们愿意，这便不是梦想。”即便是赫茨尔，也想象不到仅仅五十年之后，这个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阿哈德·哈阿姆——“世俗拉比”

阿哈德·哈阿姆（1856—1927年）年轻时是一位精通《塔木德》的天才。青年时代，他放弃了宗教生活，成为一名希伯来语记者。他的文章不仅思想深刻、发人深思，还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希伯来语的发展。阿哈德·哈阿姆（字面意思是“民众之一”）是他的笔名，阿舍·金斯伯格才是他的本名。

阿哈德·哈阿姆与西奥多·赫茨尔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中两个对立流派的领袖。阿哈德·哈阿姆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赫茨尔则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又称实践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犹太人实现正常化；他们希望犹太人失去其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变得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犹太复国主义理解为犹太人对反犹主义的回应。他们认为，犹太人必须尽快拥有一个独立国家，以便为身处危难的犹太社群提供避难之所。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大关心犹太教；他们希望犹太国家体现西欧的文化和现代欧洲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想。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是恢复犹太民族的精神。他们认为，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在以色列地建立犹太人的存在。犹太定居点，即伊舒夫（yishuv），将发展出各种方式，在现代民族语境中表达犹太教的永恒精神。他们将克服流亡心态，拭去使犹太民族文化暗淡无光的污垢。世界其他犹太社群将效仿伊舒夫发展出的犹太文化形式。阿哈德·哈阿姆把未来的世界犹太社群比作一个车轮。伊舒夫是轮毂，文化影响力的辐条从那里向外辐射，通向圆周上的散居地犹太社群。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即使没有主权国家，只要以色列地有强大的犹太人存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也能够实现。他们认为，主权最好在许多代之后才到来，作为犹太民族复兴的最后阶段。阿哈德·哈阿姆敦促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要急于推进其政治议程，而应把精力集中于壮大伊舒夫。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体现在果尔达·梅厄的一番话中；她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总理。梅厄曾说：“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就会有犹太罪犯，也会有犹太警察去抓他们。”这是犹太人正常化之梦的一种表达。而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梦想的国家，则不需要警察，因为犹太人在伦理生活方面的天赋将渗透到犹太公民的社会生活之中。

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派别

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一致认为，犹太人首先是一个民族。犹太教的其他一切方面都源于犹太民族认同，或依赖于犹太民族认同。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一致认为，犹太教在现代世界中得到恰当表达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民族性的表达方式。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彼此之间对于犹太民族性的含义却存在分歧。正如我们所见，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犹太民族像其他一切民族一样，而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希望以现代的、世俗的方式表达犹太教永恒的精神，这种精神此前是在民族宗教的框架内得到表达的。这些犹太复国主义派别内部还有分支，此外也存在其他团体。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尤其值得单独一提。

大多数宗教犹太人起初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正统派犹太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主义，也反对它否定弥赛亚的教义。改革派犹太人反对在犹太人正寻求作为西方民族国家公民获得完全接纳之时，把犹太人定义为一个民族。有一批人数可观的自由派正统派犹太人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欧洲正统派的主要政党，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阿古达特以色列（Agudas Yisrael），以及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米兹拉希（东方）党。

拉夫库克（1865—1935）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的阿什肯纳兹裔首席拉比。他教导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实现上帝的旨意，即便这并非他们的本意。通过迈出犹太人重返以色列地的最初几步，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加速弥赛亚的降临。一旦犹太复国主义者奠定了基础，上帝就会介入并实现他的弥赛亚应许；到那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们将回归犹太宗教生活。库克使许多正统派犹太人开始善意地看待社会主义的哈卢齐姆（halutzim）及其激进的建国事业。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已成为以色列一支日益壮大的政治力量。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国家应当体现传统的犹太人生活方式。许多宗教以色列人致力于民主，另一些人则认为哈拉卡应当成为国家的法律，由正统派拉比担任法律的最终裁判者和仲裁者。法律应当像犹太人的过去那样，通过拉比的学术研究来发展，而不是通过世俗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投票来发展。拉夫库克之子耶胡达·库克成了“定居者运动”的先知；这场运动的成员在正统派立场上属于自由派，在政治上却属激进派。定居者认为，犹太人必须居住在以色列地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包括阿拉伯人口稠密的地区，以此实现自己的弥赛亚命运。定居者的城镇一直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耿耿于怀的问题，而犹太以色列人对于定居政策是否明智也存在严重分歧。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分支，与其说关心土地和弥赛亚目标，不如说关心在以色列公民中推广宗教正统派。正统派犹太人曾经在以色列人中是几乎无足轻重的少数群体，如今其人力和政治力量都已壮大。分立的塞法拉德派和阿什肯纳兹派政党，通过法治和国家权力来推动正统派的扩展。世俗的以色列人反对他们所称的正统派的“宗教强制”。近年来，这一冲突已发展成为一场关乎以色列灵魂本身的斗争。

另一场运动——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犹太复国主义的右翼。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多是社会主义者，但修正派信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和好战的民族主义。泽埃夫·亚博廷斯基是修正派运动的创始人。他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犹太团的领袖。他认为，赤裸裸的权力决定世界大事的结局，因此犹太人必须力争尽可能强大。犹太人必须毫不掩饰地运用这种权力，赢得建立犹太国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与阿拉伯人的民族诉求妥协，修正派则不然，他们渴望看到一个囊括以色列地全部领土、从地中海直到约旦河的犹太国家。

以色列国建立后，修正派运动成为赫鲁特党（自由党）。赫鲁特党多年来只是一个极小的少数党，却于1977年被选上台执政。亚博廷斯基昔日的年轻副手梅纳赫姆·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许多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以色列人支持赫鲁特党，他们无法认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那种世俗的、人道主义的、欧洲式的社会主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塞法拉德犹太人在适应以色列生活的过程中，对工党的恩庇日益不耐，转而寻求更符合自身传统与习俗的政治表达。赫鲁特党也吸引了俄罗斯犹太移民，他们在经历了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痛苦之后对社会主义心存戒惧。多年来，赫鲁特党的立场已大幅温和化，但它仍然代表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右翼。既然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已进入以色列政治生活的主流，社会主义能否再度像在以色列政治最初三十年中那样占据主导地位，就很值得怀疑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的克奈塞特（Knesset，即议会）中赫鲁特党与工党大致势均力敌，宗教政党则握有约10%的摇摆票，足以左右局势。

随着实际的以色列国的建立，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与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旧有分歧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实现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纲领。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里犹太人急需一个避难之所，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得以按自己的主张迅速建立一个主权的犹太国家，这大概是件好事。即便如此，这两种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之间的争论仍然持续着。如今它表现为一场关于政府和以色列社会如何运作的辩论。赫茨尔与阿哈德·哈阿姆之间的争论，在以色列国建立之后由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和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继续下去。本-古里安在一次演讲中宣布，随着犹太国家的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布伯回应说，锡安——理想的犹太国家——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建立国家只是迈向这一目标的一步。

今天，犹太人仍在争论：以色列应当是一个普通国家，还是一个体现犹太教特性的特殊国家？以色列政府应当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安全，还是应当为了向敌人展现怜悯而承担安全风险？没有别的国家被提出这样的问题，以色列却被如此要求。以色列公民应当像各地的人们一样，竭力让自己过得尽可能舒适，还是以色列国的犹太属性要求全体公民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使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在建国五十年之后依然是一个重要议题。

从犹太复国主义到以色列国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政治战线上活动，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欧洲各国政府寻求对建立犹太国家的支持，因为后者有能力影响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事态。与此同时，犹太人继续来到以色列地，充当“先驱者”哈卢齐姆（halutzim），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定居。犹太复国主义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犹太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相信，只要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积极的存在，犹太国家的建立就不可避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控制巴勒斯坦的土耳其人站在德国一边参战。犹太人在战争中为双方作战，一些人效力于奥地利和德国，一些人效力于英格兰、俄国、法国和美国。双方都急于争取世界犹太人的舆论支持。

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问英籍犹太科学家哈伊姆·魏茨曼，为表彰他对英国战争的贡献，可以做些什么。魏茨曼回答说，他只希望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一请求与英国当时的政策正相吻合。1917年11月，《贝尔福宣言》宣布英格兰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这虽未主张建立犹太国家，但仍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声明。1917年12月，英国军队击败土耳其人，开进巴勒斯坦。战争结束后，法国和英格兰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英格兰取得了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

战争期间，英国人既向中东的阿拉伯人示好，也向犹太人示好。他们就这两个群体的民族愿望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承诺。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不断扩大的冲突之中：一方是日益壮大的犹太伊舒夫（yishuv），另一方是越来越愤怒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1929年爆发了反犹骚乱。英国人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控制暴乱者。

20世纪30年代，阿拉伯半岛的统治者侯赛因被沙特人赶下台。英国人觉得欠侯赛因一份情，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助英国人抗击土耳其人。英国人把约旦河以东的全部巴勒斯坦土地——占巴勒斯坦领土的一半以上——划出来交给侯赛因，作为外约旦王国，即今天的约旦。

随着20世纪30年代向前推进，英国人越来越倾向阿拉伯人。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支持英国人对抗希特勒；而阿拉伯人此时对德国人深表同情，因为英格兰已成了中东的殖民强国。英国人听任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存在的反抗活动不受遏制地发展，直到1938年它眼看要演变成一场全面叛乱。这时英国人才动用武力镇压叛乱者。由英国军官奥德·温盖特训练的犹太人部队“夜袭队”协助镇压了这场叛乱。以色列后来的许多军事英雄，包括摩西·达扬，都出自这批士兵。

到20世纪30年代，伊舒夫已经组织得井然有序。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充当犹太人的自治政府。有一支秘密的犹太防卫力量——哈加纳（Haganah），负责保卫犹太定居点免遭阿拉伯人袭击。哈加纳不攻击英国人和和平的阿拉伯人。还有一支更为好战的犹太民兵组织——伊尔贡（Irgun），对英国军队采取军事行动。一个小团体斯特恩帮则对英国人展开游击战。他们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那里是英国军队的总部。犹太代办处和哈加纳反对斯特恩帮，后者不得不躲避犹太当局和英国当局的追捕。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伊尔贡放下武器，接受了犹太代办处的权威。其成员被并入哈加纳。因此，以色列得以免遭内乱之苦，而内乱一直是许多后殖民国家的祸根。以色列的犹太人了解自己的历史；他们知道，犹太人在反抗罗马的叛乱中因内战而自取败亡。他们决心保持团结。

1939年，英国屈从阿拉伯人的要求，严厉限制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结果，逃离纳粹的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巴勒斯坦。限制犹太移民的英国白皮书一直生效，直到1948年以色列独立。偷渡进入巴勒斯坦被抓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遭到逮捕，被驱逐到塞浦路斯的集中营。英国人把他们关押在那里，直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向他们开放边境。

1947年，英国人厌倦了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充当仲裁，便把如何处理巴勒斯坦的问题交给了联合国。联合国投票决定对巴勒斯坦实行分治。犹太人接受了分治方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各阿拉伯国家却不接受。早在英国人撤出之前，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就已爆发。英国人料想犹太人会战败，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场战斗。1948年5月14日，即英国人撤离的前一天，犹太代办处宣布了以色列《独立宣言》。当时一切现行法律都被宣布继续有效，^[4]但限制宗教自由和犹太人移民的法律除外。就在第二天，这个新独立的犹太国家便遭到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入侵。以色列挺过了这些进攻，甚至设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联合国分治方案中那些行不通的边界。由于阿拉伯国家不肯与以色列媾和，战争以停战协定告终。停战线成为以色列在1967年之前的实际边界。拥有全部圣地的耶路撒冷老城落入约旦人手中。约旦人吞并了约旦河西岸，而这片地区原本被联合国划定为阿拉伯国家。埃及人则占据了地中海沿岸的加沙地带，这一地区本来也应属于分治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那些在战火中逃离家园的阿拉伯人——其中许多人是在阿拉伯军队的威胁下逃离的——不被允许在阿拉伯国家重新定居。他们被长期安置在难民营里，以此在政治上让以色列难堪，并不断提醒世人：阿拉伯人不会接受在自己中间存在一个犹太国家。

1967年的六日战争

1967年春天，埃及人在以色列边境集结军队，封锁了蒂朗海峡——那是以色列通往红海的出口。叙利亚边境的紧张局势也在加剧。以色列军队在兵力和各类武器装备上都远逊于对方，以色列的朋友们为它担心最坏的结果。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军在清晨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摧毁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以色列军队开始在西奈半岛对埃及军队、在戈兰高地对叙利亚军队发起进攻。战争第三天，尽管以色列人一再警告约旦不要插手，约旦人还是加入了战斗。

六天之内，战争便以以色列人的完全胜利结束；他们从埃及人手中夺取了直到苏伊士运河的整个西奈半岛。他们从叙利亚人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多年来叙利亚人正是从那里向约旦河谷上游的以色列平民定居点倾泻炮火。以色列人从约旦人手中夺取了约旦河以西、约旦人于1948年占领的全部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城。

以色列的胜利震动了世界。这也许是自马加比家族时代以来犹太人第一次赢得一场重大的军事胜利。苏联的犹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开始奋起抗争，要求享有作为犹太人生活的权利，并发起了争取犹太人从苏联移居国外的运动。在美国，许多从前从不承认自己犹太人身份的人，突然为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自豪。许多此前从未对犹太事务作过任何承诺的人，开始为以色列和其他犹太事业投身政治活动，并向以色列捐款。许多美国犹太人受到触动，去探寻自己的传统，加入会堂，重新开始宗教生活。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第一次感到军事上有了保障。尽管以色列此时控制的领土大得多，其边界却短得多，而且便于防守。1948年建国以来一直笼罩在以色列头顶的威胁，至此已被消除。以色列人很快形成了一套处理与邻国关系的新方针：守住被征服的领土及其上的阿拉伯居民，等待邻国来求和。阿拉伯国家的回应是“喀土穆主义”：“不谈判，不承认，不和平。”阿拉伯国家支持新近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通过恐怖主义手段与以色列作斗争。

对犹太人的精神而言，比以色列新获得的军事安全更为重要的，是犹太人对圣地的主权得以确立——其中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的所在地。犹太游客开始涌向以色列，参观历史遗迹，为以色列的荣耀而欢欣。许多美国犹太青年来到以色列，在该国的某所大学学习，或到基布兹工作一段时间。这种朝圣之旅为许多来自美国以及散居地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带来了新的宗教与民族启迪。

以色列人立即把耶路撒冷老城并入新城，使这座自1948年以来一直被军事停战线穿过的城市重新合一。他们修复了被约旦人亵渎的犹太圣地。自那时起，耶路撒冷经历了巨大的发展，超过特拉维夫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城市。长期担任耶路撒冷市长的泰迪·科勒克及其市政当局，努力使耶路撒冷成为各种宗教、各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与宗教中心。他们还努力维护耶路撒冷的美观，在这座城市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开辟公园、景观和空地。

1973年赎罪日战争与埃以和平

1973年犹太人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以色列军队被远远逼退。在战争最初的几天里，以色列军队尚未完全动员，以色列国处境十分危险。以色列人用了二十三天时间，付出许多生命的代价，并依靠美国武器的大规模空运，才击败了由苏联提供装备和顾问的阿拉伯军队。当以色列军队终于重新夺回主动权，以一次大胆的突击渡过苏伊士运河时，苏联人立即强加停火，美国对此表示同意。

这场战争使以色列清醒过来。它表明，以色列所乐于接受的现状无法维持下去。不过，这场战争最终给以色列带来了好结果。埃及总统萨达特看出，苏联人无法为阿拉伯人带来胜利。埃及人赶走了他们的苏联顾问，转向美国。美国政府资助了停火之后的脱离接触谈判，帮助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建立起谈判的基础。

1977年11月，萨达特飞抵耶路撒冷。他在向以色列议会克奈塞特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以色列若归还埃及在西奈的领土，并朝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向迈进，埃及就给予以色列和平。美国总统卡特主持了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之间的和平谈判。其结果是1978年9月签署的《戴维营协议》。这成为1979年3月签署的埃及与以色列和平条约的基础。以色列人同意从西奈半岛撤军。埃及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的阿拉伯国家。这项条约符合所涉三国的最大利益，但不能忽视的是，基督徒总统卡特、穆斯林总统萨达特和犹太总理贝京的宗教虔诚，与他们缔造和平的愿望有很大关系。

和平进程在继续

1980年代，以色列在寻求和平的道路上遭遇两次重大挫折。第一次是1982年入侵黎巴嫩，起因是叙利亚人和巴解组织把黎巴嫩当作对以色列采取行动的基地。一些以色列人认为，入侵黎巴嫩是一场侵略性的、不必要的战争。自那时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卷入一直是国内争议和国际紧张的根源。以色列确实成功地把巴解组织的军事力量赶出了黎巴嫩，这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实际的好结果。

以色列的第二次重大挫折是因提法达（intifada），即1980年代末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统治的起义。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停止与以色列当局合作，巴勒斯坦青年涌上街头，向以色列士兵和平民车辆投掷石块。巴勒斯坦强硬派谋杀以色列人的恐怖活动有所增加。以色列人以大规模逮捕和武力镇压骚乱的严厉手段，使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更加强硬，并激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因提法达给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带来许多苦难，但也产生了一些好处。以色列人意识到，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实行军事统治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巴勒斯坦人意识到，他们叫嚷摧毁以色列，已使自己在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他们必须接受妥协，否则以色列的增长和扩张会使他们无从谈判。由老战争英雄伊扎克·拉宾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在美国的主持下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了秘密谈判。1993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签署了历史性的《奥斯陆和平协议》。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分立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两侧，在白宫前握手。自那时以来，和平进程非常坎坷，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和平与相互接纳。截至本文写作时，尚不知巴勒斯坦人最终将拥有何种政治实体，但他们将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作为交换，巴勒斯坦人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将接受以色列作为他们在中东的邻国。1994年，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巴以和平进程的鼓舞下，与以色列签订了自己的和平条约。这位勇敢的国王为和平在幕后工作了几十年，他因癌症去世后，以色列与约旦之间的和平依然延续。拉宾为和平付出了生命：1995年，一名狂热的和平进程反对者伊加尔·阿米尔刺杀了他。拉宾的继任者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奥斯陆协议》远没有那么热心。即便如此，进程仍在向前推进。

新移民

两百多万犹太人生活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困在所谓共产主义的铁幕之后。苏联的犹太人不被允许学习或践行犹太教，也不被允许移居国外。苏联秘密警察逮捕犹太权利活动人士，把他们送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总理，宣布了一项名为“公开性”（perestroika）的新政策。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他允许犹太人离开这个国家，并按自己的意愿践行犹太教。随着1989年共产主义的崩溃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犹太人的移居人数增加了。短短几年间，以色列吸收了五十万来自前苏联的移民，按比例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迁往美国。这股移民潮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抱怨很少。以色列公民全力投入吸收新移民的工作，也为重新找回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感而振奋——那就是为受压迫的犹太人提供一个家园。

在俄国移民到来的同时，埃塞俄比亚共产主义政府的垮台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时机，去拯救该国受压迫的犹太人。以色列空运了数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把他们从亚的斯亚贝巴以及苏丹的难民营中接出；这些人逃离贡德尔和提格雷省的家园后聚集在那里。这些移民来自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这使他们的吸收工作变得复杂。埃塞俄比亚人很快适应了以色列的生活方式，也很快用在孤立中形成的独特犹太习俗换取了更为传统的犹太生活方式。1990年代的大规模移民造成了一些持久的社会问题：并非所有移民都顺利适应，许多新以色列人的犹太身份也成问题。不过总的来说，人口的大量增加给这个国家注入了活力。随着以色列为移民建造新住房，并把他们纳入国民经济以及学校和军队这些在以色列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社会机构，村庄变成了市镇，市镇变成了城市。

以色列经济

在哈卢齐姆先驱的时代和建国初期，犹太人被期望为犹太民族及其新国家作出牺牲。国家很穷，但人们的奉献感和共享意识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社会主义提供了食物、住房、医疗和全民就业保障的安全网。198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党失去政治控制力、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得势，以色列转向了更为自由市场的经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得益于移民和国防开支减少带来的“和平红利”，以色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新的信息经济与犹太民族热爱学习的传统十分契合，许多以色列公司进入了计算机和高科技领域。如今典型的以色列家庭拥有舒适的住宅、多样的饮食、音响、汽车和手机。以色列人再也不必为犹太复国主义而受苦。以色列是一个第一世界国家，为公民提供舒适幸福的生活。

在因提法达（intifada）期间，许多巴勒斯坦劳工被来自加纳、菲律宾、罗马尼亚和葡萄牙的外籍工人取代。这些工人中许多人宁愿留在以色列，也不愿返回本国。不久以前，只有虔诚的犹太人才会移居以色列，但随着和平与繁荣，以色列已成为经济移民的磁石。这对以色列国的犹太特性构成了挑战，未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

以色列国的日常生活

以色列位于中东，一个危险的地区，但以色列的日常生活与任何现代民主国家的生活没有多大差别。早年为了建设国家、迎接大批贫困移民而必须作出巨大牺牲，那时的贫困如今只是一段记忆。生活水平与许多欧洲国家相当。几乎所有以色列人都有足够的住房和充足的食物。识字率高，许多以色列人在以色列蓬勃发展的大学体系中学习。以色列人外向、友好，而且极其健谈。他们喜欢与朋友和陌生人争论政治或任何好话题。以色列气候温暖宜人，以色列人喜欢散步，在露天咖啡馆或法拉费（felafel）摊前停下来吃点东西。

以色列在计算机、科学农业、医学以及军事技术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5]以色列人发明了滴灌，这一系统如今在世界各地用于在干旱地区扩展水资源。以色列是粮食出口国，为欧洲的冬季市场供应新鲜水果和蔬菜。加工宝石是另一项出口收入来源，因为掌握这门手艺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到了以色列。旅游业仍然是重要的产业。

这个国家的犹太特性即使在世俗以色列人中也显而易见。星期六，即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休息日。大多数工人每周工作五天半，星期五中午就下班，为安息日做准备。住棚节和逾越节所在的秋季和春季节期是全国性的假日。学校在犹太节日放假，这些节日是所有以色列人的民族文化节日。以色列学童学习本国古代历史时，读的是《圣经》。

以色列国已成为其五百万犹太人的舒适家园。以色列继续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论他们是逃避迫害的难民，还是出于对生活在犹太国家的热忱而来。以色列人热切希望有朝一日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来以色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