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反犹主义与大屠杀

现代社会的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是从民族和种族出发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前现代世界，犹太人因其独特而迥异的宗教而遭到猜疑和仇恨。一个犹太人若改信本国多数人的宗教，便不再遭受反犹迫害。事实上，这样的犹太人往往被赐予很高的社会地位，以鼓励其他犹太人效仿他。^[1]我们必须把中世纪的“反犹太教”与19世纪兴起的现代反犹主义现象区分开来。反犹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在遗传上与其他民族不同；他相信犹太人要么比其他种族低劣，要么优越得危险。因此，反犹主义者认为必须压制犹太人，限制他们获取权力、财富和地位，甚至将他们彻底消灭。

启蒙运动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个人人权由自然所保障，是政府和社会的基础。没有哪个民族从这个理想中得到的好处比犹太人更多。犹太人曾经是欧洲法定的下层阶级。启蒙运动之后，一些犹太人在主流社会中获得了财富和崇高地位，而大多数人则继续争取持续的社会变革，以求获得完全的平等权利。反犹主义者只盯着新社会秩序顶端的和底层的犹太人，同时把犹太人既说成经济剥削者，又说成危险的革命者。

欧洲社会中有许多群体并未从现代革命带来的变化中获益。这些群体深情地怀念自己在等级森严的前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现代性和社会变革。参与这场反对启蒙运动理想的保守势力的，有旧贵族、军人、受国家资助的宗教的许多神职人员，以及失去土地、沦为城市贫民群体的农民。还包括中产阶级的成员，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在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成功竞争，而这种经济看重个人能力甚于出身门第。反犹主义成了这些反对现代性原则的各色群体的共同信条。

这一视角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反犹主义归咎于阿道夫·希特勒这样少数疯狂狂热分子的作为。对于“假如没有希特勒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即使没有希特勒，20世纪欧洲犹太人的处境也会非常糟糕。反犹主义作为对启蒙运动的反应而滋长，成为现代欧洲社会的驱动力之一。这一视角还意味着，反犹主义远不止是个别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主义是一整套世界观，其中包含对犹太人的病态的、负面的迷恋。反犹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反对西欧现代性的原则，并偏执地相信各种事件——包括他或她自己人生中的失败——都由秘密组织操控。对犹太人的仇恨象征着这些信念。

伪科学与种族主义

“闪米特”一词是19世纪创造出来的，用来把犹太人描述为一个种族，具有一套独特的遗传特征。当时许多人相信，人类可以轻易地划分为界限分明的种族类型。人们相信，血统不仅决定一个人的身体特征，也决定其性格、品德和天赋能力。种族主义的伪科学家们相信，一个人的品德可以由其头骨和面部的身体特征来判断。当时有一些图表，标出人们所认为的“罪犯类型”的典型面部特征，这样单凭外貌就能辨认出可能的罪犯。种族科学家把犹太人描述为长着圆溜溜的小眼睛、又长又弯的鹰钩鼻、佝偻的姿态和好色的神情，这些都表明其种族“精明而不道德”的性格。

种族科学意味着，一个犹太人无法通过宗教上的皈依来抹去其性格中的负面成分。犹太人凭其继承的血统仍然是犹太人，仍然应受鄙视和恐惧。反犹主义者的目标不是让犹太人改宗，也不是让犹太人融入社会。而是要把犹太人彻底隔离起来，使其种族无法影响社会，其血液不会与“纯种”北欧种族的血液混杂。

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达尔文提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到更高的形态。同一物种成员之间的竞争导致适者生存。最弱者无法繁殖而消失，这对整个物种有利。

许多人逐渐相信，达尔文的理论可以应用于个人之间为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而进行的竞争。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美国文学读者通过西奥多·德莱塞和杰克·伦敦的作品对它已很熟悉。

相信种族主义伪科学的人逐渐相信，人类各个种族始终在为统治世界而竞争。他们宣称，日耳曼各民族必须努力战胜地中海各民族、斯拉夫人、深色人种和犹太人这些“低劣”种族。如果雅利安各民族不能战胜这些种族，他们自己就会在生存竞争中被战胜。一方面，这些种族主义者把犹太人描绘成最劣等的民族，缺乏参与正当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人性品质。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犹太人描绘成优越的种族，狡诈而智力强大，决心统治世界，因而是雅利安各民族最危险的对手。种族主义者指责犹太人所做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最热切渴望做的事——统治并控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

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颂扬“民众”——民族的历史、习俗与民间传说。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民族认同比个人认同更为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理性时代理想的颠倒：在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是个体的人，即有理性的造物。社会不再服务于个人的需要（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要求个人把自己的需要归入社会的需要之下。个人只有在其生活体现了民族精神并推进了民族事业时，才具有重要性。

民族主义的兴起，部分源于对拿破仑征服的反动。拿破仑失败后，在那些曾反对他建立帝国的国家里，政治保守派上台掌权。维也纳会议使旧秩序在欧洲重新掌权。他们鼓励民族主义，以对抗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

作为个人，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有资格成为欧洲各国的公民。如果真正的公民身份取决于对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的认同，那么犹太人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犹太人的祖先并非出自北欧的森林。德国的犹太人从未崇拜过日耳曼人的古老神灵。犹太人无法认同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城堡、贵族和基督教骑士。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与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全然不是一回事。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把犹太人视为外人，永远无法完全参与欧洲各国的文化与民族生活。

反犹主义的政治用途

若任其自行其是，普通百姓通常不难接纳犹太人，并与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相处。每当反犹主义成为问题时，它通常是由有权势的人培植和煽动起来的，这些人把反犹主义视为巩固自己对社会统治的手段。反犹主义是从上面下来的，而不是从民众情绪中升起的。

俄国的沙皇统治者把反犹主义当作武器，用以防止那种曾推翻欧洲其他中世纪君主国的革命。沙皇一直掌权到1917年，而其他君主则掉了脑袋，或成了有名无实的统治者。随着专制君主制变得不合时宜，沙皇越来越依赖反犹主义运动，把农民的注意力从他们苦难的真正原因上转移开。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后，俄国各地发生了血腥的排犹暴动。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些暴动，而且在许多方面加以鼓励。政府积极鼓动了1903年臭名昭著的基什尼奥夫排犹暴动，其间数百名犹太人被杀。

在西欧，保守派政党把反犹主义作为其政纲的核心条目。卡尔·卢格在世纪之交多年担任维也纳市长，是奥地利反犹党的领袖。在美国，对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恐惧同样成为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初，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第一批限制性移民法，意在遏制犹太人以及中国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的涌入。纳粹党利用反犹主义把德国人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时，所沿袭的是一种已经司空见惯的做法。

《锡安长老议事录》

1905年，沙皇政府委托编写了一部可用来在民众中传播反犹主义的作品。其结果便是《锡安长老议事录》，据称是世界犹太人领袖一次秘密会议的记录。书中说，犹太人领袖有一个支配世界的计划。他们要通过暗中操纵世界经济，并以贿赂和性放纵腐蚀世界各国领袖来做到这一点。据说犹太人领袖发明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以便在各外邦民族中制造混乱，从而削弱它们，便于犹太人接管。尽管这部作品显然是伪造的，是一个病态头脑的臆想，许多人却把它当作真相接受。《议事录》被译成多种语言，不断重印。

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是美国反犹运动的领袖。他利用自己的报纸《迪尔伯恩独立报》向美国人民传播反犹信念。福特让人把《议事录》译成英文，并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他还出版了题为《国际犹太人》的增订本。

亨利·福特晚年对自己在传播反犹主义中所起的作用感到悔恨。他公开收回自己的说法，并设法收集、销毁他出版过的反犹作品。^[2]不幸的是，损害已无法挽回。《锡安长老议事录》至今仍以英文印行，并由各种仇恨团体散发。尽管它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产物，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议事录》在伊斯兰教国家找到了现成的读者，成为针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仇恨宣传的一部分。我们不妨希望，以色列获得的一项和平红利将是伊斯兰世界反犹宣传的减少。^[3]

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法国军事情报部门发现军官团中有间谍，并认定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就是罪犯。对他不利的证据并不多，但他是犹太人，这一点已经足够。一些将军希望败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声誉、增强军队的独立性，便利用德雷福斯的军事法庭审判，在全法国煽起一场反犹运动。德雷福斯被判有罪，送往魔鬼岛。几年后，真正的罪犯夏尔·埃斯特哈齐被发现。1899年，德雷福斯被带回法国重新受审——结果再次被判有罪！在法国自由派人士的压力下，德雷福斯获得赦免。七年后，他被证明无罪。他最终晋升为少校，并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

德雷福斯事件成为轰动全欧洲的事件。不仅是犹太人，各派自由派人士都团结在德雷福斯身后。法国记者埃米尔·左拉在报纸上发表《我控诉！》一文，揭露法国军方如何构陷德雷福斯，并要求伸张正义。在另一边，全欧洲的保皇派和教会人士加入了反对德雷福斯和犹太人的阵营。他们指控犹太人搞“国际阴谋”。他们声称，德雷福斯事件证明犹太人不会成为忠实的公民，也不能被任何国家接纳为公民。

如果类似德雷福斯事件的事情发生在俄国，甚至发生在德国，没有人会特别惊讶。这样的事竟会发生在大革命之母、欧洲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旗手法国，这让犹太人极为震惊。德雷福斯事件表明，随着现代化步伐加快，反犹主义并未消退，反而日益增强。德雷福斯事件预示了20世纪欧洲将为犹太人准备些什么。

纳粹的崛起

阿道夫·希特勒是纳粹的领袖，纳粹最初只是德国一个边缘小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把德国变成了共和国。希特勒利用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创痛，以及大萧条造成的贫困与动荡，把这些当作政治资本，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希特勒指责犹太人策划了大萧条和德国的战败。许多德国人渴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他们走出魏玛共和国社会与经济的混乱。一些富有的德国工业家支持希特勒，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操纵、能按他们的意愿重组德国的人。

纳粹党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之一，在德国国会中拥有众多议席。希特勒操纵德国政府，到1933年已成为德国的统治者。他解散了共和国，并让自己被宣布为“元首”，成为德国的独裁者。

纳粹针对犹太人的运动：1933—1939年

德国人民支持希特勒，因为他许诺重振德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许多人也对他的反犹主义深表赞同。纳粹针对犹太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希特勒在演讲中痛斥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受到鼓励，且常常由希特勒的党羽组织。纳粹还组织了对犹太人商铺的抵制。

除了宣传运动，纳粹还通过法律限制犹太人，限制他们参与德国社会。《纽伦堡法》恢复了中世纪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禁止他们从事多种职业。他们被逐出大学。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纯血统的德国人）之间的婚姻被宣布为非法。1935年，犹太人被彻底剥夺了德国公民权。

1938年11月9日，纳粹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排犹暴动。在这个“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即“碎玻璃之夜”，会堂被焚为平地，犹太人的住宅和店铺遭到破坏，数千名犹太人被殴打，许多人被打死。随后，德国犹太人被处以巨额罚款，用以赔偿这些损失。犹太人的全部财产被没收，移交给了德国人。

犹太人的反应

最警觉的犹太人在希特勒一上台就离开了德国。许多人留在德国，试图熬过希特勒这段插曲。德国的犹太人已学会热爱自己的国家。许多人在世界大战中为德国作战。他们为德国的文化和学术成就感到自豪。他们不相信这个被视为地球上最文明的国家会走到伤害自己犹太人的地步。许多犹太人仍然相信，启蒙运动意味着犹太人更好的时代就在前头，纳粹的反犹主义只是通往德国及其犹太人更光辉未来的途中的一个短暂而不幸的阶段。

犹太人对“西方开明国家是犹太人最大希望”这一信念如此深信不疑，以致当德国和俄国入侵波兰时，一些犹太人向西迁移，进入德国占领区。尽管纳粹言论如此，他们仍指望在德国人统治下比在俄国人统治下受到更好的待遇。

犹太人有长期与欧洲激烈反犹的统治者打交道的历史。过去的经验表明，安静等待和低调的政治周旋能带来尽可能好的结果。犹太人没有多少政治力量，也得不到多少公众同情，只能希望纳粹主义这一事件过去，把长期损害和生命损失降到最低。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犹太人对纳粹危险的盲目显得天真。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在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人想到德国会推行一种规模空前、前所未闻的大规模屠杀政策。

到1938年，几乎所有犹太人都想离开德国，但很难找到可去的地方。德国人并非唯独有反犹主义、激烈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已对移民关闭边界，包括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船犹太人抵达美国，却被拒绝登岸。他们找不到其他港口，只好返回德国，走向死亡。许多确实逃出来的德国犹太人最终流落到其他欧洲国家，后来又被卷入纳粹的罗网。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隔离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秋随着德国入侵波兰而爆发。不到一个月，波兰便在德军的猛攻下沦陷。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群，约300万人，落入了纳粹手中。

德国人把波兰的犹太人驱赶进波兰各大城市中筑有围墙的隔离区，让他们在近乎饿死的口粮下充当奴隶劳工。许多犹太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纳粹看守杀死任何试图逃跑或稍有越轨的人；有时他们随意杀人取乐。多数犹太人拼命干活，相信只有对德国人有用，才能保住性命。

尽管隔离区的生活极其艰难，多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还是设法为儿童办起学校，组织文化活动，并为各个年龄的人组织学习小组。这是他们唯一可能采取的反抗——在毫无人性的处境中保持人性。

少数犹太人得以逃入森林，加入游击队，在敌后打击纳粹。多数犹太人没有这种选择。他们被困在纳粹的搜捕网中，无路可逃。游击队需要当地民众的合作才能生存，而犹太人得不到这种合作。许多波兰人协助纳粹围捕犹太人，波兰游击队发现逃出的犹太人时，常常把他们枪杀。最终，当纳粹意图清除隔离区变得明朗时，多数隔离区都爆发了有组织的反抗。其中最著名、最成功的是1943年4月和5月的华沙隔离区起义。犹太战士手中只有几支步枪、手枪和燃烧瓶，却牵制了两个德国师达两个月之久，直到整个隔离区被夷为瓦砾，几乎没有犹太人幸存。

入侵俄国

1941年，希特勒撕毁与斯大林的条约，下令突袭俄国，在战争中开辟了新的战线。俄国300万犹太人中约三分之二得以退到俄军防线之后，但另有100万人无法逃脱。尤其在立陶宛和乌克兰，大批犹太人被俘。纳粹有计划地逐个社群枪杀俄国犹太人。

紧随正规军之后的是党卫军，那是专门奉命执行屠杀的特种部队。党卫军进入城镇后，命令所有犹太人在指定时间到城镇广场集合。他们押着犹太人走到城外的森林，逼他们挖坑，然后让犹太人在坑前排好队，用机枪扫射。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这死亡的行列，以便一家人死在一起，还能安慰孩子，而不是在逃跑时被枪杀。

在乌克兰的大城市基辅，3万犹太人被押到城外的深沟巴比雅尔。枪声响了三天三夜，直到所有犹太人被杀光。

死亡营

1942年，纳粹最高领导人在万湖开会，决定了“最终解决方案”——处死所有犹太人。在俄国使用的机枪方式被认为太慢、太血腥，而且损害士兵的士气。纳粹领导人决定修建死亡营，把犹太人送去处死。强壮的被干活干到死，其余的人立即用毒气杀死。最早的死亡营用发动机废气中的一氧化碳杀死犹太人。后来的营地修建了专门的毒气室，使用齐克隆B（Xyclon B），这是一种易于处理、致死迅速的毒气。在最大的死亡营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室每天能处死6000名犹太人。尸体在巨大的焚尸炉中烧掉，迅速为下一批受害者腾出地方。

死亡营建在波兰的多个地方。犹太人被用牲口车从隔离区运往营地。一个接一个的隔离区被清空。德国人有组织地把犹太人从希腊、从法国、从他们入侵的每一个国家驱逐出境。纳粹在运送和屠杀数百万人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天赋。大屠杀在屠杀史上独一无二，不仅因为受害者人数众多，也因为杀人是以机械般的效率进行的。

纳粹的成功依赖当地的合作。他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得到了这种合作。在被征服民族不肯合作的那少数地方，许多犹太人得救了。丹麦人齐心协力，把丹麦的全部犹太人口转移到中立的瑞典避难。罗马尼亚人尽管有反犹主义的历史，却拒绝与纳粹合作，许多罗马尼亚犹太人因此得救。保加利亚人也进行了抵抗。许多荷兰人冒着生命危险试图藏匿犹太人，但荷兰被占领的时间很长，得救的犹太人极少。几乎在其他每一个国家，政府和民众都协助纳粹杀害犹太人。死亡营的看守大多不是德国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

就连盟国也在这场大屠杀中予以配合。无论在战争爆发之前还是之后，他们都不曾批评希特勒的反犹运动。他们对犹太移民关闭了边界。尽管美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领袖一再恳求，他们仍拒绝轰炸死亡营的毒气室。盟军飞机每天飞越奥斯维辛，轰炸军事和工业目标，而只要一枚炸弹能让毒气室停工哪怕一天，就可能救下6000条生命。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策划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灭绝。另一些人认为，希特勒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每走一步，当他看不到抵抗，便受到鼓励，再对犹太人采取下一步。希特勒确信，盟国和所有被占领国家都在暗自感谢他的所作所为。

最后阶段

1943年，战争形势发生转折。从那时起，德国的失败已不可避免。德国人把屠杀犹太人当作头等大事，其优先程度甚至高于战争本身。如果一列运兵车或补给列车遇到一列遣送列车，运兵车须奉命在侧线等候，让遣送列车先行通过。

1944年，德国人已在许多战线撤退，却入侵了匈牙利，并立即开始遣送匈牙利的40万犹太人。负责这场大屠杀的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向盟国提出一笔交易——用匈牙利犹太人换卡车，每辆卡车换十名犹太人。盟国拒绝了这笔交易。

随着盟军推进，德国人试图掩盖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盟军逼近一座死亡营时，德国人杀死所有无法行走的囚犯，强迫其余的人向内地行进，同时焚烧营地。只是由于盟军推进迅速，才没有使所有死亡营都被毁掉。德国人一直屠杀到最后一刻。

解放之后

许多死亡营的囚犯虽然活到盟军攻占营地，却已虚弱得无法生存。尽管有人设法救治，许多人还是在随后几周里死于疾病和饥饿。剩下的幸存者与大批其他难民一起被安置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其中一些犹太人试图回到家乡的村庄，却发现他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已不在人世。外邦人如今住在他们的房子里。有些犹太人在试图收回财产时被杀。波兰不再是犹太人的家园。整个国家成了一片巨大的犹太墓地。

大多数犹太幸存者留在了俄军防线之后。许多人试图越境前往美军占领区，再从那里移居美国或巴勒斯坦。值得高度赞扬的是，美军悄悄帮助许多犹太人越过了分界线，尽管这样做违反了规定。

英国出于对阿拉伯人意愿的尊重，关闭了巴勒斯坦，不许犹太人移民入境。许多犹太人试图非法移民。被捕者被关进英国人在塞浦路斯岛设立的集中营。1948年以色列国赢得自由后，以色列成了许多幸存者的家园。

东欧讲意第绪语的犹太文化永远消失了。一种兴盛了四个世纪的文化，在短短几年间被彻底摧毁。留在东方的犹太人发现自己身处共产党国家，这些国家总体上不鼓励宗教，尤其不鼓励犹太人保持独立的身份。总共有约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三百万来自波兰，一百万来自苏联，二十多万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同样有二十多万，十六万来自德国，十三万五千来自立陶宛，十万六千来自荷兰，八万三千来自法国，六万五千来自希腊，纳粹占领的其他每个国家也都有犹太人遇害。

对大屠杀的反应

大屠杀后的最初几年，公众对发生的一切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也许世界震惊得无法承认所发生的事——人怎能面对如此程度的暴行？1959年，法国犹太小说家安德烈·施瓦茨-巴尔（Andre Schwarz-Bart）的小说《最后的义人》出版（1960年出版英译本），此后西方世界对大屠杀的认识有所提高。埃利·维塞尔于1960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以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夜》。维塞尔本人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写了大量作品，论述大屠杀及其对人类的意义。他的许多著作还传播了美好的犹太教教诲——纳粹曾试图把这些教诲连同培育了这些仁爱而神圣准则的人一起消灭。维塞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全体犹太人的代言人，并因其在一个残酷而危险的世界上为人类事业奔走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维塞尔的信息核心是“幸存者”这一身份所附带的道德义务。他鼓励所有犹太人和所有人把自己视为幸存者，并按照这一认识去生活。

随着时间推移，大屠杀及其受难者已在纪念碑、研究中心、文献中心和博物馆中得到纪念。其中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Yad Vashem。同样值得注意的有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上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以及曼哈顿下城的犹太遗产博物馆。尽可能完整地记录大屠杀至关重要，因为已有反犹主义者站出来声称这一切从未发生。研究和理解大屠杀也至关重要，以确保此类事情不再发生，无论是针对犹太人还是任何其他民族。为推进这一目标，美国许多学区已把大屠杀纳入高中生的课程。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大屠杀纪念活动，其中包括电影制片人兼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制作的大量影像记录。这一新热潮源于一种认识：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解救他们的军人不久将离开人世，必须趁机会尚在时把历史记录补充完整。

理解反犹主义与大屠杀

大屠杀究竟是历史的失常，是疯子在非常环境下的作为？还是说，它不过是人类作恶能力又一例证，只不过现代技术的运用使其更具破坏力？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一些神学家和道德哲学家认为，大屠杀要求我们锻造出全新的上帝观念和人类观念。一些犹太人认为，面对大屠杀，犹太人必须改变对自己的身份以及侍奉上帝之意义的看法。另一些人则认为，生活照旧继续，只是多了一份挫败犹太人敌人的新决心。

无论大屠杀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都不应把它琐碎化为又一处“人对人的不仁”。并非每一桩不仁之举都是又一场大屠杀，滥用这个词是对六百万受害者的不敬。在纪念受害者时，我们不能忽视大屠杀的具体成因。它的矛头指向犹太人，而人们若不处理现代基督教世界中反犹主义的根源，就无法真正面对大屠杀。若教给孩子们说纳粹是扑向欧洲来杀害我们的犹太朋友和邻居的，仿佛纳粹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入侵者，这无助于我们的理解。那些凶手是欧洲和西方国家的公民，他们参与创造了其文化与宗教。这一切，以及人类作恶的能力，都必须在任何有意义的关于大屠杀的教导中得到承认。

有人试图从心理学角度解释现代反犹主义为何如此激烈。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把反犹主义描述为产生于反犹者头脑中的问题。^[4]反犹主义是那些无法忍受自己平庸的人的发泄口。他把对自己的不满发泄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本身并没有什么会招致反犹主义，只不过他被社会挑出来承担这一重负。改变或消灭犹太人都无法治愈反犹主义；必须治愈的是社会——这不仅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社会的健康。

有人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把反犹主义解释为基督教社会的俄狄浦斯式神经症。孩子为争夺母亲的爱而与父亲竞争；他渐渐害怕父亲会发现他的竞争冲动而把他杀死。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有人据此提出，信奉“圣子”的基督徒同样与那些被等同于信奉“圣父”的人相竞争，并惧怕他们。这种恐惧便表现为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也被描述为一种移位的对耶稣的憎恨。有人提出，许多基督徒潜意识里憎恨耶稣，因为耶稣把“转过另一边脸来”的重担加在他们身上，而这与基督教以前欧洲异教社会中盛行的复仇观念和个人荣誉观念格格不入。憎恨耶稣令人难以承受，于是这种憎恨被升华、移位到耶稣的族人身上。纳粹和其他反犹分子公开宣称，基督教是犹太人强加给雅利安各民族的虚构之物，目的是用基督教伦理削弱他们。那些自称基督徒、却对耶稣怀有自己不愿承认的矛盾情感的人，有可能通过对犹太人的仇恨来表达这种矛盾情感。

基督徒对大屠杀的回应

天主教会是第一个公开承认传统基督教教导为大屠杀铺路所起作用的机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承认，纳粹虽然反基督教，却利用了源自基督教教义的对犹太人的态度。他教导说，反犹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相悖，并着手采取措施，从天主教礼仪和天主教教育中清除反犹言论。他个人对犹太人表示关怀，并尊重他们的宗教。若望二十三世于1960年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并指示会议就犹太人问题发表声明。会议宣布，今天的犹太人不应为基督之死受到责难。这是通往基督教与犹太教和解的漫长道路上的重要第一步。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波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波兰时幸存下来。他在大屠杀中失去了犹太朋友，这一事实他从未忘记。若望·保禄二世将对犹太民族的友好定为教会的政策。在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中，他在梵蒂冈会见了罗马首席拉比，让他坐在自己旁边的宝座上，象征从此刻起基督徒必须与犹太人平等相待。若望·保禄二世终结了基督教两千年来只容忍顺从的犹太人的政策，代之以相互尊重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主要的新教教会也采取措施清除反犹教导。许多教会开始教导说，犹太教不只是基督教的一种不完整形式，而是对犹太人有效的完整宗教。他们不再把基督之死归咎于全体犹太人。天主教会和许多新教教会与犹太人开启了信仰间对话，试图通过教育和增进理解来消除古老的仇恨。许多基督教神学家寻求重新认识基督教的犹太根源，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遗产中找到共同点。

作为个人，也作为有组织的教会，许多基督徒通过大力支持以色列国来表达对犹太人的同情。不幸的是，随着以色列接连取得军事胜利，许多教会的支持已经减弱。犹太人失去了作为弱者而获得的同情。犹太人或许希望，基督徒将学会不仅把犹太人当作需要同情的受害者来爱，也把他们当作现代世界中自豪而自由的公民来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对以色列最大的支持来自那些最不可能承认犹太教是有效宗教的教会。许多支持以色列的教会教导说，大屠杀是上帝因犹太人不信耶稣而加给他们的惩罚。他们教导说，以色列国是基督再临的前奏，届时所有犹太人都将最终皈依。自由派教会在试图改变教会历史上反对犹太教的教导方面最为进步，但总体上也对以色列最不友好。这对当代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两难处境。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是那些在政治上支持以色列及其五百万犹太人的人，还是那些愿意承认犹太教的有效性并摒弃反犹教导的人？自然，犹太人希望基督徒既接受犹太教的有效性，又支持犹太国家。

当代反犹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每年对美国的反犹主义进行调查。起初，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持有程度从轻微到严重的反犹态度。此后这一比例逐年下降。今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持有反犹态度，其中极少数是极端分子。证据似乎表明，反犹主义在美国仍是一个问题，但正在减弱。反犹主义在非裔美国人群体中有所增长，有时以夸大描述犹太人在早期美国奴隶贸易中的作用为理由。^[5]犹太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的关系需要大量修复工作。一些美国犹太人认为，他们必须不断与可能卷土重来的反犹主义作斗争；另一些人则认为，反犹主义将继续消退，直至完全成为过去。

在德国和波兰进行的非正式调查表明，尽管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犹太人居住，反犹主义仍然存在。显然，反犹分子不需要身边有犹太人也能维持他们的态度。反犹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持续存在值得深思。

直到近代，反犹主义在伊斯兰国家并不是一个问题，尽管犹太人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犹太人遭受屈辱和周期性的迫害，但远不及基督教世界中的大规模迫害和屠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以色列国建立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在各方面对以色列作战的一个方面，许多阿拉伯国家采用了欧洲反犹主义的方法和态度。^[6]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官方报刊持续开展反犹宣传运动。^[7]以色列在与邻国和谈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达成停止散布反犹宣传的协议。不幸的是，即使在同以色列签有和平条约的埃及，报刊也经常传播反犹的刻板印象。

反犹主义与反锡安主义

这场针对以色列的运动催生了一种新型的仇视犹太人的情绪——反锡安主义。正如反犹太教是把犹太人当作一种宗教来仇视，反犹主义是把犹太人当作一个种族来仇视，反锡安主义则是把犹太人当作一个民族来仇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种族主义在体面社会中已不再被接受。在公共领域散布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难免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然而，仇视一个民族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反锡安主义为表达对犹太人的仇恨提供了一个公众可以接受的论坛。^[8]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反倒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者”，于是对犹太人的仇恨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在反锡安主义的幌子下，苏联重新开始迫害犹太人，其做法与沙皇时代的模式惊人地相似。1991年共产主义垮台以来，旧式的反犹民族主义在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中重新抬头。俄国政府坚决抵制反犹主义这一恶行，因为反犹主义只会损害俄国实现现代化、加入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努力。

反锡安主义者声称，他们对作为宗教或作为民族的犹太人并不怀有仇恨，但他们的宣传戳穿了这一说法。他们描绘以色列的方式，与当年纳粹描绘犹太种族的方式如出一辙——把以色列描绘成势力过强、道德败坏、一心要统治世界的恶魔。反锡安主义显然是反犹主义的后裔与继承者。

反犹分子的惯用手法，是把那些全人类共有的弱点、罪过和恶习都归到犹太人头上。他们可能指责犹太人追逐财富与权力。既然人人都渴望这些东西——尽管人人都同意不该显得过于在意它们——这些指控就很难被驳倒。反犹分子还可能指责犹太人做买卖时总要争到最划算的价格——好像别人不这么做似的！人人都必须努力在那些适度即为美德、过度便成恶习的特质之间保持平衡，犹太人在这点上与其他人并无不同。

犹太人的决心

犹太人对大屠杀的解读或许各有不同，但在一点上他们完全一致：绝不再重演！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在犹太人身上发生！为确保这一点，当代犹太人努力在决定自身命运时掌握更大的主动权。他们的做法是努力加强以色列，使之既成为犹太人的家园，也成为身处困境的犹太人的避难所。1949年有犹太人从伊拉克来到以色列，20世纪70年代有人从阿根廷来，1987年有人从埃塞俄比亚来，1967年至今不断有人从苏联来。如果犹太人在居住地受到迫害，他们现在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主权国家可以接纳他们。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犹太人已愿意作为公民参与民主进程，以维护自身权利并保护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积极游说本国政府，争取人权事业以及对以色列国的支持。今天的犹太人很难想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犹太人不敢抛头露面向自己的政府申诉疾苦。

犹太人不仅努力自卫，也努力通过教育和对话从根源上铲除反犹主义。他们努力在反犹的边缘团体进入社会主流之前将其揭露出来。他们设法向非犹太人讲授犹太教，坚信知识会带来友谊与理解。你现在读的这本书，最初是为一门大学课程编写的，该课程由犹太肖托夸协会（Jewish Chautauqua Society）资助，目标是增进不同信仰之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