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通往现代之路

现代性的起源

在14世纪至18世纪之间，中欧和西欧各国经历了从中世纪世界观向现代世界观的逐渐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阶段被称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15世纪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始于对古代世界文学、文化和科学成就的重新发现。这带来了人文学科的繁荣，在科学和艺术上取得了伟大的新成就。文艺复兴开启了新的人文主义精神，它关注此时此世的人类生活。人文主义与中世纪对来世的关怀以及把才智集中于纯宗教事务的做法形成对照。

17世纪的宗教改革始于马丁·路德对罗马天主教会权威的反抗。新教各教的兴起打破了教会的中央权威，尤其是在北欧。即使在那些仍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宗教改革也引发了人们对旧有权威的质疑，无论宗教权威还是世俗权威。教会与贵族这两个平行的等级体系把权力拱手让给了城市中新兴的商人阶层。资本主义开始取代以土地和农业为重的封建经济。宗教改革既是一场宗教革命，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现代主义革命的思想先锋。启蒙运动的倡导者相信，人类理性可以回答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难题。他们把人类理性而非神的启示视为权威的来源。启蒙运动的基础是由艾萨克·牛顿的科学发现以及巴鲁赫（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和勒内·笛卡尔的理性哲学奠定的。启蒙运动的拥护者提倡一种世俗的世界观，认为推翻非理性的信仰和社会制度将带来人类进步的时代。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家设想了一种新型的政府，由理性而非传统来指导人类事务。社会中的个人将获得自由，从而能够实现自己的经济和智识潜能。

启蒙运动的理想影响并促成了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在18世纪，中欧和西欧的所有民族都被启蒙运动所改造。拿破仑在征服欧洲许多国家的过程中传播了启蒙运动。在有些地方，国王和诸侯采纳了启蒙运动的原则，力图成为“开明的专制君主”。

对变革的抵抗，最终以反抗旧政治秩序的革命收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俄国革命（1917）的爆发，所有中世纪式的君主政体要么转变为现代君主立宪制，要么被推翻。启蒙运动传入东欧较晚，因为那里的经济条件尚未成熟，也因为东欧的君主们竭力把新思想拒之门外。

犹太人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

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历经许多世纪。犹太人却被排除在这一渐进过程之外。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犹太人遭受的压迫；二是现代化进程正在发生的那些土地上，本就很少有犹太人居住。

14世纪，犹太人被逐出英格兰和法国。此后，犹太生活以东欧为中心。在受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影响最深的北欧和西欧，几乎不再有犹太人。一些从西班牙流亡的塞法拉第犹太人辗转进入英格兰和法国南部，在那里获准悄然恢复犹太教信仰。荷兰曾与西班牙打过一场激烈的宗教与王朝战争，因此欢迎来自该国的犹太流亡者。阿姆斯特丹兴起了一个繁荣的塞法拉第犹太社群，这个社群因伦勃朗的许多画作而永载史册。荷兰的西班牙裔和葡萄牙裔犹太人全面参与了现代化进程。第一位现代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西班牙的犹太人曾以翻译为业，对文艺复兴的兴起颇有推动之力。这些塞法拉第犹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固然重要，但人数相对很少。他们对东欧的犹太同胞没有任何影响。

美国革命时期，美洲只有几千名犹太人。他们大多是塞法拉第犹太人，其中也有一些德国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与世界其他犹太社群隔绝，他们的许多后代被同化，从犹太民族的名册上消失了。

中欧的犹太人更多，分布在德国各邦国和意大利的各城邦。^[1]这些犹太人被关在隔离区的围墙之内。隔离区严重限制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区内的犹太生活几个世纪以来变化不大。大多数犹太人只受过中世纪式的宗教教育，对外部世界的新思潮一无所知。一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犹太教义感兴趣，尤其是《圣经》注释和卡巴拉，但他们的兴趣只在于如何重新解释这些教义，使之适用于基督教社会。他们既无意改善犹太人的社会处境，也无意把新思想引入犹太教育。

一个规模可观的犹太社群首次接触现代性观念，是在18世纪晚期启蒙运动传入德国之时。德国犹太人一下子承受了几个世纪社会与思想变革的全部冲击。他们无从为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做好准备。

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第一位获得解放的犹太人

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宣扬个人的价值。毕竟，理性属于个人，而不属于社会或其制度。任何人无论社会阶层如何，都同样具有理性能力。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家教导说，国家必须把公民当作个人来对待。中世纪国家由贵族、农民、自由民以及其他阶层构成的等级制度，必须被一个公民平等的社会所取代，每个人都因自身的成就而受到尊重。

犹太人和其他任何阶层一样深受这种团体体制之苦：政府为每个等级分别制定一套法律，规定各自的权利和特权。德国的犹太人只被允许居住在隔离区的范围之内。几乎所有有报酬的职业都将他们拒之门外。犹太人不得从一个德国城市迁往另一个德国城市。许多城市严格限制获准在辖区内居住的犹太人人数。只有在对城市经济有用时，犹太人才会得到在城中居住的许可。

犹太人对现代性的自由理想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如果社会真要不论社会阶层和其他出身的偶然因素，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个人来对待，那么这种对待是否也会延伸到犹太人身上？^[2]当德国出现一位同时也是犹太人的启蒙运动伟大哲学家时，这一挑战便凸显出来。

摩西·门德尔松出生在德绍隔离区的一个贫苦犹太家庭。他身体孱弱，驼背，却头脑聪颖。他受过西方文学经典的熏陶，也研读过犹太教的圣典。年轻时他来到柏林，在那里继续接受世俗教育。门德尔松不久便因哲学著作而声名远扬。^[3]1763年，他在柏林科学院主办的一次征文比赛中获得头奖，伟大的伊曼努尔·康德名列第二。门德尔松凭借《斐多》一书赢得盛名，该书从哲学上为人的灵魂不朽作辩护。

门德尔松于1743年来到柏林。据传说，他当时已作为哲学家为德国人所知。他来请求进入这座城市，不是作为一名犹太人、被计入犹太人名额，而是作为一个人。他在城门外面站了三天，直到国王腓特烈大帝准许他进城。这位国王为这样一种讽刺所触动：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竟然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受到虐待。严格说来，这个传说不实。^[4]然而，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门德尔松的困境以及他后来的名声，为犹太人作为个人和公民被现代社会接纳开辟了道路。德国著名哲学家古特霍尔德·莱辛对年轻的门德尔松发生了兴趣，门德尔松成为莱辛《智者纳坦》的人物原型，这部名剧呼吁把人权扩展到犹太人。

门德尔松的犹太教哲学

随着摩西·门德尔松声名鹊起，他也赢得了德国许多一流知识分子的敬佩与接纳。他们愿意与这位非凡的人物结交，尽管他是犹太人，但让他们不安的是，他固守自己的犹太生活方式，不肯像他们那样成为基督徒。1769年，哲学家拉瓦特尔发表了一封致门德尔松的公开信，说既然门德尔松已被基督教社会所接受，那么他理应回报这种接纳，接受洗礼。拉瓦特尔暗示的，正是许多“开明”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后来要说的话：在现代社会里，犹太人不应再固守被称为犹太教的“中世纪迷信”。换句话说，启蒙运动理想的传播，应当伴随着犹太人同化于一般社会。人们期待犹太人宁愿选择现代的、开明的基督教，而舍弃自己传统的宗教。

门德尔松为朋友竟然公开向他提出这样的挑战而深感痛心，此刻他处境艰难。如果他在拒绝皈依时显得不知感恩，或者流露出对基督教的批评，那么受到危害的不仅是他本人，还有德国的全体犹太人。门德尔松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写文章论证犹太教的永恒真理与有效性。

门德尔松为犹太教所作的辩护，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的、现代的犹太教哲学。他不把犹太教描述为一种律法、一个民族或一种生活方式，而把它描述为一种哲学和一种宗教。作为哲学，犹太教是现代自由理想的最高表达。作为宗教，它是对独一上帝的信仰告白。

门德尔松把犹太教中的伦理律法与仪式律法区分开来。他说，伦理律法是一切有理性的人的财产。由于犹太人早在远古就把这些律法作为神的律法来接受，他们过上伦理生活，比人类理性（即启蒙运动）把其他社会引向同等伦理水平早了数千年。

门德尔松说，仪式律法同样是对以色列的神圣启示的一部分。与伦理律法不同，这些律法只针对犹太人。正如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应拒绝植根于上帝的伦理律法，任何犹太人也不应拒绝源自同一根基的仪式律法。

伦理诫命与仪式诫命

古代的贤哲和中世纪的拉比都认识到，托拉中的诫命可以分为伦理规则和仪式规则，但他们不允许在各类诫命之间作这种区分或任何其他区分，唯恐某些诫命被视为不值得遵守。传统的态度见于《塔木德》中的这句话：“遵守小诫命要像遵守大诫命一样热心，因为你们并不知道每条诫命的神圣赏赐。”^[5]

门德尔松把理性的伦理诫命与仪式诫命区分开来，从而使犹太人有可能摒弃那些使他们有别于外邦邻人的仪式，只保留犹太教中纯粹的信仰和伦理律法，而这些是任何外邦人都无从反对的。尽管这不是门德尔松的本意，德国的开明犹太人却从他的哲学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门德尔松本人遵守犹太教宗教仪式的全部规条，但那些把犹太教重新定义为“伦理一神论”、摒弃犹太教宗教仪式的犹太人，却把门德尔松视为他们运动的鼻祖。

门德尔松与德国哈斯卡拉

门德尔松未能让德国的现代主义者接纳犹太人，尽管他朝这个方向迈出了最初几步。门德尔松的主要成就是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取得的。他把启蒙运动的学说传播给德国的犹太人。犹太的启蒙拥护者相信，启蒙运动本身就会给犹太人带来益处；他们也相信，一旦犹太人接受了启蒙运动的观念，就会赢得主流社会的接纳。

犹太人把自己的启蒙运动称为哈斯卡拉。这是一个希伯来语词，意思大致是“获取智慧”。门德尔松在犹太人中间传播哈斯卡拉的主要手段，是把《圣经》译成现代德语。当时德国的犹太人讲意第绪语，即中世纪德语的犹太方言。如果犹太人通过学习门德尔松的《圣经》译本学会现代德语，他们就能开始与周围的社会交往。他们就能开始阅读以德语写成的启蒙运动著作。门德尔松的《圣经》译本流传甚广，很快便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德国的犹太人学会了讲当地的语言，并立即开始吸收当地的文化。

门德尔松的追随者圈子创办了一份希伯来语刊物，以传播哈斯卡拉的思想。长期以来，希伯来语一直是犹太人中间表达智识与学问的语言。马斯基尔（哈斯卡拉的拥护者）希望借助这一渠道，接触到那些不懂德语的饱学犹太人。这份刊物名为《哈梅阿塞夫》，寿命很短。它并未产生实效，而德语在德国犹太人中的迅速普及也使它的存在变得没有必要。《哈梅阿塞夫》的重要性在于，它代表了第一次为非宗教目的而使用希伯来语的现代尝试。

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与犹太人

1789年，法国人推翻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启蒙运动的力量对中世纪势力的政治胜利，也标志着新兴中产阶级对教会和乡绅地主的胜利。法国被重建为一个世俗国家，保障全体公民的个人人权，不论其社会等级。大革命的口号是“人人享有自由、平等与博爱”。

法国人在把这一保障扩展到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时行动迟缓。革命一年之后，法国南部的塞法拉德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因为他们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而受到重视。集中居住在法国东部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则还要再等十年才获得公民权。

犹太人在法国一向以客人的身份生活，而不是作为法国人。正如他们的名称所暗示的，犹太人是犹大的公民，流亡在外，等待着回归故土。他们是法国境内的一个团体，按照自己的法律生活，这种安排曾让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感到满意。

法国政府中的保守派认为，犹太人应继续维持原有的身份地位。自由派则认为，应当授予犹太人公民权利，但前提是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社群地位。正如一位自由派领袖所说：“对作为个人的犹太人——一切！对作为民族的犹太人——一无所有！”

1799年拿破仑成为法国的统治者时，起初撤销了已授予犹太人的权利。后来，在1807年，拿破仑又把自己变成了犹太人的保护者。他召集犹太教的拉比和犹太社群领袖组成一个会议，称之为大犹太公会。这个会议的名称并非随意取的。拿破仑希望这个团体在犹太人眼中拥有推翻《塔木德》律法的权威。只有新的犹太公会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自4世纪以来就不曾有过犹太公会。

拿破仑向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要求以“是”或“否”作答。这些问题实质上是要犹太人放弃自己的主权和民族认同，与法国同胞融为一体。犹太人是否会把诉讼提交法国法庭，并服从这些法庭的裁决？他们是否会在法国军队中服役，与法国的敌人作战？犹太人是否会服从国家的权威，按国家的法律生活？他们是否会视所有法国人为自己的兄弟？

大犹太公会给出了拿破仑想要的答案，只有一个例外。他们不能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祝福。尽管如此，他们的回答已足以令拿破仑满意，于是他让犹太人成为法国的公民。从此以后，犹太教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成为法国犹太人私人的信仰告白。在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犹太人都要与法国同胞毫无区别。久而久之，这成为各地现代主义犹太人遵循的模式。

拿破仑在他征服的所有土地上赋予犹太人公民权——在德国，在意大利，在东欧。他拆除了隔离区的围墙，鼓励犹太人进入社会。他成了犹太人眼中的英雄。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发动灾难性的远征时，也许曾指望犹太人供应他的军队；但俄国犹太人遵循犹太人由来已久的做法，绝不做任何事去帮助自己所在国家的敌人，犹太人还协助断绝了入侵法军的粮食供应。

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旧秩序的力量重新壮大。但他们无法完全抹去拿破仑的成果。犹太人不可能被重新赶回隔离区。许多针对犹太人的新限制被设立起来，但从那时起，犹太人已是中欧和西欧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必须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来对待。在整个19世纪，启蒙运动的力量与旧秩序的力量在每个国家都展开激烈交锋。自由派主张把权利扩展到犹太人；保守派主张限制犹太人。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犹太人在一切方面获得充分而平等的公民身份，但在几乎每一个国家，犹太人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接纳。“犹太人问题”始终是新兴现代国家政治议程上的核心议题。

哈斯卡拉

当欧洲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争论该如何处置犹太人时，犹太社会内部也进行着一场平行的争论。一些犹太人忠于古老的生活方式。犹太人虽然贫穷，在社会上备受限制，却能按照自己的神圣律法生活，不受外界的干预或影响。另一些犹太人把理性时代看作犹太民族新时代的曙光，他们希望犹太人做好准备，走出去迎接这个新时代。犹太启蒙运动即哈斯卡拉，试图按照现代性的模式从内部改变犹太社会。马斯基尔则设法在犹太人中传播哈斯卡拉。

犹太哲学

马斯基尔研读启蒙运动哲学家的著作，随后试图把犹太教阐释并重新界定为一种哲学。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犹太群体产生了一批犹太教哲学家，其成就自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以来无人能及。赫尔曼·科恩、弗朗茨·罗森茨韦格、利奥·贝克、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和马丁·布伯，堪称德国现代犹太哲学的巨擘。犹太哲学的这一大繁荣期一直持续到纳粹主义在德国兴起。赫舍尔逃往美国，布伯逃往巴勒斯坦，而贝克则在集中营里奇迹般地熬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传统的犹太生活方式由哈拉卡即犹太律法所界定。现代犹太教哲学家所界定的犹太教是“伦理一神论”，即一种以信仰唯一上帝为基础的伦理生活方式，这位上帝是道德的创造者和担保者。伦理一神论者无须按哈拉卡生活；现代主义者认为，哈拉卡如今已是一种过时的方式，难以实现犹太教的伦理目标。启蒙运动的明智准则将取代《塔木德》律法。在门德尔松和科恩对犹太教作出经典性的重新界定之后，许多犹太人把历史上的犹太教看作某种原初的启蒙运动。即使在他们融入西方文化之时，他们也相信，借助启蒙运动，整个西方世界正变得“更加犹太化”。犹太人投身于启蒙运动的事业，正是在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任务。

犹太教的历史研究

欧洲启蒙运动的最初阶段，是由纯哲学和硬科学的进步带来的。随后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社会科学家相信，他们能为人类社会做到硬科学为技术和人类经济所做到的事——在短时间内带来巨大进步。社会科学将向开明的政府指明，如何设计一个完全平等、和平与社会和谐的社会。因技术进步而富足的人类，将学会妥善分配这些财富，以避免那些曾摧毁先前社会的战争和社会动荡。

犹太人尤其受到黑格尔开创现代历史学科的影响。现代历史学家为分析过去确立标准，其目的是发现历史事件背后的模式，从而揭示历史的教训。

黑格尔和其他早期历史学家忽视或贬低犹太人的历史意义。作为回应，也为了替犹太教的现代化寻找依据，犹太学者创立了“犹太学”（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即“犹太教的科学”，以对犹太教进行历史研究。

第一位伟大的犹太教历史学者是利奥波德·楚恩茨。他写下了第一部重要著作《以色列的布道》，为德国现代派犹太人新近引入的做法辩护——即让拉比在安息日礼拜中用德语作有教益的布道。传统派指责现代派无耻地模仿外邦人的做法。^[6]楚恩茨在其历史研究中证明，许多古代米德拉什文本最初都是会堂中宣讲的布道。他发现——这一发现符合事实，尽管与当时的争论关系不大——布道是犹太人发明的。我们不能否认，犹太改革派在自己的礼拜中模仿了德国教会的模式，但楚恩茨的发现为他们捍卫自身做法提供了弹药。楚恩茨及其同行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之处在于他们证明了犹太教在历史进程中发生过变化。这就为马斯基尔希望在他们那个时代按照现代社会的新模式改变犹太教提供了正当理由。

政治

马斯基尔为犹太人争取在社会中的完整权利而奋斗——公民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前现代时期，犹太人无法直接参与政治进程，以维护或扩展自己的权利。犹太社区需要政治代言时，便依靠“宫廷犹太人”。某些犹太人因为担任有权势的外邦领袖的助手或医生，得以接近这些人。犹太社区会向最有势力的宫廷犹太人提出请求，由他们在幕后活动，设法影响政府，以减轻犹太人的冤屈。如果统治者对犹太人的请愿不予理会，他们就别无他法，只能承受政府决定的后果。

既然犹太人正在进入社会，他们便鼓起勇气组建组织，直接致力于影响政治进程，以捍卫犹太人的权利。第一个重要的此类组织是以法国为中心的“以色列人联盟”（Alliance Israelites Universalle）。1848年，一场血祭诽谤指向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当地当时属于土耳其帝国。该联盟成功游说西欧各国开明政府，向土耳其人施压，迫使其承认指控的虚假，并惩罚对这场诽谤负有责任的人。

社会中的犹太人

马斯基尔赞赏现代社会，希望犹太人使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现代文化。自我的某些方面仍应保持独特的犹太性，但在一切外在文化方面，他们希望犹太人同化，变得与邻居无从区分。马斯基尔认为，犹太人应当像外邦人那样穿衣、像他们那样饮食、融入他们的社会，并欣赏同样的“高雅”文化表现——伟大的文学、交响乐团、歌剧和戏剧。德国和西方的犹太人几乎无须敦促——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所在国的文化标准。犹太人对高雅文化的依恋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成了高雅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以及直到今天的美国，犹太人的资助对于博物馆、剧院和音乐厅的维持都不可或缺。现代社会的许多伟大作曲家、演奏家、作家和艺术家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如此彻底地接受了现代文化，实际上已将它据为己有。^[7]

融入西方文化的关键在于教育。犹太人放弃了狭隘的犹太课程，转而学习人文学科。一些犹太人进入公立学校，尽管这些学校带有基督教色彩；另一些则进入马斯基尔为教授世俗科目而创办的犹太学校。许多马斯基尔鼓励手工业方面的实用教育，以便把犹太人在经济中的角色从小商贩的层次扩展出去。在犹太社会主义者中尤其如此，他们认为只有体力劳动对社会才具有生产性。他们鄙视中产阶级，即商人和店主，认为这些人不事生产，靠他人的劳动为生。他们希望通过实用教育使犹太人进入劳动者阶层。

犹太人对学问的传统热爱，在现代转化为对高等教育的热情。犹太人纷纷涌向“文理中学”（gymnasia），即学术性高中，以及各大学。许多年轻的《塔木德》学者从东欧的经学院出走，进入德国和奥地利的著名大学。凭借在《塔木德》学习中养成的勤勉，这类学生往往能在短得惊人的时间里掌握大学各学科的内容。犹太人在德国大学中遭遇诸多反犹主义，一般不被允许成为教授，但他们仍然涌向高等学府。由于法律等许多职业对他们关闭，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中成为医生和研究科学家的比例高得出奇。直到今天，在西方国家，博士学位有很高的比例由犹太人获得，犹太人在诺贝尔奖得主中更占异常高的比例。

马斯基尔相信，教育会治愈西方社会对犹太人的仇恨。随着基督徒开明起来，他们会看到自己偏见的不合理与愚蠢；他们会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接纳犹太人。随着犹太人开明起来，他们会放弃那些使外邦人难以接受他们的独特礼仪和中世纪观念。犹太人将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中富有生产性而受欢迎的一员，在经济和文化上丰富周围的社会。犹太人将凭借对独一上帝的信仰所含的理性，以及践行伦理宗教，成为启蒙的灯塔。

俄国哈斯卡拉：犹太文化的现代化

德国的现代主义犹太人力图融入西方文化。在东欧，马斯基尔却有另一个目标：使犹太文化现代化，使之在荣光、成就与开明程度上与德国、法国和英格兰的文化比肩。

东欧的哈斯卡拉之所以走上这条不同的道路，原因有几个。哈斯卡拉始于西方，然后缓慢地向东推进。东欧的哈斯卡拉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此时距德国犹太人进入现代社会已整整过去了五十年甚至更久。到那时，犹太人已经认识到同化的负面后果。许多德国犹太人——或许占总数的一半——通过受洗成为基督徒来完成自己的同化。在一个宗教已不再被当真的社会里，不虔诚的犹太人很容易变成不虔诚的基督徒，以此摆脱那些阻碍犹太人向社会上层攀升的限制。摩西·门德尔松的孙辈中没有一人仍是犹太人，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腓力斯。像作家海因里希·海涅和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这样著名的犹太人，都把受洗当作成名的代价，尽管他们始终对犹太民族怀有感情。东欧的犹太人看到德国犹太人背弃信仰，惊骇不已。他们不想在俄国重演这一幕。

在东欧，同化作为一种社会选择并不那么有吸引力。那里的社会不如西方那样进步，也不如西方那样开明。一个犹太人也许会被引诱去做德国人或法国人，却几乎没有什么能诱使他去做俄国人或波兰人。

东欧的犹太人远比德国多，彼此住得也更近。犹太人在东方保持了一种社会凝聚力，而在隔离区被取消之后的西方，这种凝聚力已不可能维持。

在启蒙运动早期，个人受到颂扬。世界被看作个人的集合体。这种世界主义的观点在19世纪后期不再流行。民族主义取代了个人主义。个人之所以受重视，与其说是因为他本身，不如说是因为他参与了自己民族的生活与精神。这一时期的马斯基尔往往是犹太民族主义者。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恢复犹太民族的精神与民族权利，比争取犹太人个人的权利更为优先。

东欧人比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欧人更虔诚于自己的宗教。俄国人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波兰人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犹太人也依然虔诚。即便是那些接受了现代世俗化方案的人，在生活态度上也远比西方的世俗犹太人更为传统。他们也许会嘲笑传统的信仰与律法，但安息日仍然是安息日。东方的马斯基尔没有抛弃传统的犹太人生活方式，而是力图把它重新建立在世俗的、文化的基础之上。

西方各国重新组织为民族国家。东方的帝国——俄国和奥匈帝国——是多民族国家。犹太人只是同一个政府之下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东方，公民身份的观念并不包含统一的民族文化这一观念。东方的犹太人相信，他可以既做公民，又保留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觉醒”

主张现代化的犹太民族文化的人与德国哈斯卡拉的宗教方案保持距离。他们宣称自己支持一项新的计划，即泰希亚（Tehiyyah），也就是犹太民族精神的“觉醒”。这一运动力求赋予欧洲犹太人尊严与自尊。它渴望把犹太人从《塔木德》的世界带入现代世界，同时不放弃犹太人的身份。德国的马斯基尔否定了犹太民族性，把现代犹太教重新定义为一种宗教；与此相对，俄国的马斯基尔则否定了宗教，把现代犹太教重新定义为一场民族运动。这场觉醒最终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其目标是在以色列地恢复拥有主权的犹太国家。

犹太文学的复兴

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者以自己的语言及其伟大文学为荣，视之为民族文化的最高表现。犹太人相信自己能够与他们平起平坐，因为他们不也拥有一门为所有民族所公认的伟大语言和文学吗？这门语言是希伯来语，这部文学是《圣经》。俄国的马斯基尔排斥意第绪语，认为这种犹太德语方言是从另一种文化中借来的不纯之物。犹太民族的纯正精神只能用希伯来语表达。他们力图使希伯来语重新成为能够承载高层次文化表达的语言。正如英国人有狄更斯、德国人有歌德、俄国有托尔斯泰，犹太人也必须产生伟大的作家和诗人，捕捉犹太民族的精神并赋予其现代表达。到20世纪之交，犹太人已经产生了一批卓越的希伯来语作家。阿哈德·哈阿姆用清晰而闪光的希伯来语风格写作随笔。别尔季切夫斯基用希伯来语写下了经典的短篇小说。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被证明是自犹大·哈列维以来最伟大的希伯来语诗人。他们是现代希伯来语文学之父。最后一位以哈斯卡拉特有的文学风格写作的希伯来语作家是S.Y.阿格农，他来自波兰，是以色列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8]

尽管马斯基尔鄙视意第绪语，还是有许多作家转而用意第绪语写作。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用一门几个世纪以来只用于宗教写作的死语言写作令人沮丧，另一方面是因为意第绪语文学拥有大得多的读者群。门德勒·莫赫尔·塞法里姆（书商门德尔）是第一位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写作短篇小说的人。他成为两种不同的现代文学传统之父。他使用笔名，为的是不让朋友们知道他正在用意第绪语写作。门德勒之后是举世闻名的意第绪语幽默作家和故事家肖洛姆·阿莱赫姆。意第绪语文学的读者群在大屠杀中毁灭了。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意第绪语作家。尽管他用意第绪语写作，他的小说却立即被译成英语和欧洲各种语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格为了争取更多读者而用意第绪语而不是希伯来语写作，但到他漫长一生的终点——1991年——世界上已没有多少人讲意第绪语，而数百万以色列人讲希伯来语、读希伯来语。辛格和阿格农一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现代犹太文化的两种文学传统，希伯来语文学和意第绪语文学，都得到了这一最高的认可。

宗教与哈斯卡拉

在前现代时期，宗教只是犹太人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与律法、习俗和文化不可分割。希伯来语中甚至没有“宗教”这个词。西欧的现代主义犹太人把犹太教重新定义为一门宗教，也就是一套终极信念，以及一套教导并强化这些信念的礼仪。这些犹太人拒斥犹太教的民族层面与文化层面。有些人甚至拒斥“犹太人”这个称呼，因为它带有民族含义，指来自犹大民族的人。这些犹太现代主义者自称“摩西信仰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除了宗教信仰方面的事务——这类事务只存在于人的内心，而不见于任何外在表达——这些犹太人与他们的同胞已无从区分。

东欧的犹太现代主义者对宗教采取的立场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一种反宗教的犹太民族主义。在东方，传统拉比是犹太社会的权威人物，背后有俄国政府的支持。沙皇希望自己的全体臣民，包括犹太人，都按各自传统的宗教生活。这样他们就不那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俄国马斯基尔反对“教权主义”，正如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领袖们反对本国既有的（政府资助的）教会一样。

在东欧，也曾有人尝试培养德国式的“开明拉比”，并为此设立了神学院。这些拉比在东方犹太人中从未获得任何权威。传统犹太人不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沾染了世俗学问，对《塔木德》的浸淫也不够深。犹太民族主义者不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教导说犹太教是一门宗教而不是一个民族。沙皇政府支持这一运动，因为沙皇政府希望它会像在德国那样，导致许多犹太人同化并皈依。犹太人看穿了这一动机，因而对沙皇使其犹太臣民“现代化”的种种尝试始终心存疑虑。除非被授予公民权利，犹太人不会同化，而沙皇并不打算这样做。

马斯基尔的特征——小结

马斯基尔信奉现代的知识教育。犹太人应当通晓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实用技艺。马斯基尔推崇《圣经》和希伯来语研究，但拒斥塔木德式的辩证论证。他通常从童年教育起就熟悉《塔木德》，但为了进入更广阔的世界，他否弃了自己的过去。

马斯基尔仍然是犹太人，但他拒斥他所处时代的犹太教。他怀抱一种新犹太教的愿景：清除掉那些他认为是使犹太人在现代社会中裹足不前的“中世纪”因素。

尽管马斯基尔鼓励同化，但年轻一代的态度令他震惊，且常常令他深受伤害——这一代人成长时没有受过犹太教育，对本民族也毫无热忱。只有极少数马斯基尔欢迎犹太人彻底同化并消失，以此作为犹太问题的解决办法。许多马斯基尔晚年转而编写文集和百科全书，把他们曾经拒斥的拉比著述中的智慧保存下来，留给未来。

马斯基尔相信犹太教有一个永恒的核心和一个变化的外壳。他借助历史研究的证据来证明犹太教在过去曾经发生变化。在他看来，这就为他本人改造犹太教的决心提供了正当理由。德国马斯基尔认为宗教是犹太教永恒的层面；俄国马斯基尔则认为犹太人的民族精神是犹太教永恒的核心。

马斯基尔致力于在犹太人中传播启蒙思想。他创办学校和聚会团体。他为期刊撰写书籍和文章。他参与犹太社群内部的政治，也与政府打交道。在本民族当中，他鼓励人们接受启蒙运动的理想。他向政府游说，要求把权利扩展给犹太人，并把现代主义犹太人扶上社群领导的位置。

马斯基尔相信进步。他相信即将到来的时代将是人类和犹太人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他相信启蒙思想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的传播将终结反犹主义。

马斯基尔相信个人。他希望外邦人把每一个犹太人都看作独特的个人，而不是某一类人中的一个。与启蒙运动的外邦倡导者一样，他相信受造界中最高的存在是作为个体的人，拥有理性和自由意志。马斯基尔戈登（Y.L. Gordon）创造了后来成为马斯基尔口号的那句话：“在家做犹太人，出门做人。”

对哈斯卡拉的反应

马斯基尔是犹太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少数精英。许多犹太人欢迎现代世界带给他们的新机会，却并不费心去致力于一种新的、现代化的犹太教。在急于享用新自由的过程中，他们只是把犹太教中一切令自己感到不便的部分抛在身后。许多犹太人干脆从犹太群体中消失了，那些一心要跻身上流社会的人尤其如此。从现代时期开端至今，同化一直在消耗犹太民族的大量元气，削减他们的人口。

面对同化的威胁和生活方式的毁灭，传统主义犹太人聚集起来，转向内部。他们在自己周围筑起心理和宗教的屏障，以取代昔日把犹太人与外部世界隔开的法律壁垒和围墙。传统派拉比紧紧抓住16世纪的犹太教法典《摆好的餐桌》，把它奉为犹太生活方式的终极而不变的定义。人必须毫无差错地按法典遵守律法，否则就算把自己排除在犹太人之列。匈牙利的一位传统派拉比摩西·索弗裁定，凡新的事物，托拉都禁止，只因它是新的。他教导说，犹太人不应乘坐火车，也不应使用电话。^[9]

并非所有传统派犹太人都如此排斥一切现代事物。许多人认为，使用现代发明、甚至学习现代学科都是可以的，只要不妨碍遵守犹太律法。然而，由于现代犹太人并不生活在一个依法组成的犹太社会中，犹太人能在生活中适用的犹太律法领域，便大体上缩小到仪式与遵守、信仰与伦理之类的事情。例如，犹太人订立商业合同时，这份新合同必须符合所在国的法律要求，而不是犹太律法的要求。除了在一个日益缩小的生活领域之内，犹太人把诉讼提交犹太法庭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许多犹太人早年反叛自己的出身背景，后来才拥抱现代性，他们渐渐为失去美好的犹太传统而惋惜。走出隔离区的第一代人最终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对哪一边都不完全有归属感。大多数犹太人一得到机会便热情地拥抱现代性，但也有一些犹太人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他们试图回到封闭的犹太社会，尽可能按古代犹太传统生活。

考虑到犹太人进入现代西方文明如此之晚，他们对这一文明的影响之大令人惊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卡尔·马克思都是犹太人，尽管马克思拒绝了自己的犹太背景，弗洛伊德则并无犹太学问。犹太人在各个艺术门类中都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作为赞助人还是作为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任何一部引起犹太人兴趣的小说都必定成为畅销书，因为犹太人是购书大众中的重要部分。电影业几乎是美国犹太人创造出来的。犹太人在塑造和引导现代社会进程方面影响卓著，也许是因为他们为成为其中一员不得不奋力挣扎。